预测HIV病毒反弹的生物标志物

　　现在，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一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预测“在艾滋病患者停止治疗后多久HIV将会反弹?”

　　这一重大进展，来自于两家机构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之间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为了解“HIV为什么持续存在于一些患者体内，而在另一些患者体内处于潜伏状态并不易检测”开辟了新的方向。相关研究发表在十月九日的《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文献来源：Immunological biomarkers predict HIV-1 viral rebound after treatment interruption.

　　虽然现有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可阻止艾滋病毒的复制，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病毒。破坏“隐藏”的病毒库，仍然是HIV研究的“圣杯”。在正常情况下，当ART停止后，HIV病毒载量会在几个星期内反弹。

　　今年4月份在《PNAS》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数学模型指出，一个人遇到艾滋病毒反弹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的细胞毒素淋巴t细胞的强度以及治疗终止时潜伏艾滋病病毒储存库的尺寸。这项研究以及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感染几周后用ART治疗，可在一些患者中产生一种“治疗后控制” 的状态。然而，诱导和维持这种缓解状态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这项新的研究为了解“维持体内病毒持续感染的过程——这对于消除HIV至关重要”，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牛津大学研究员John Frater的带领下，该国际研究小组回顾性地分析了来自一项随机的、HIV原发感染患者研究的数据，他们都参与了SPARTAC试验。研究人员比较了欧洲、巴西和澳大利亚的154名患者的T细胞，这些患者在12或48周后中断了ART治疗。T细胞在免疫系统的保护过程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在提出一份免疫系统生物标志物名单(包括18个)后，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三个标志物——PD-1、Tim-3和Lag-3，是统计学显著的、病毒反弹时间的预测因子。研究人员发现，高水平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在患者开始ART治疗之前附着于“疲劳”的T细胞，与治疗中断后病毒的更早反弹有关。这在以前从未被证明过。

　　前牛津大学教师、现任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院长的Rodney Phillips教授，在病毒早期复苏相关生物标记物的发现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2003年提议，在SPARTAC试验过程中对接受ART治疗的患者进行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10年后发现这一结果所需的数据。

　　Phillips教授说：“SPARTAC研究将永远不能被再次重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HIV患者群体中探究病毒反弹的原因。专注于疲劳标志物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给了我们至关重要的线索，探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治疗被中断后更好地控制病毒。”

　　本文共同作者之一、UNSW Kirby研究所的Anthony Kelleher教授表示，了解HIV停留在“缓解期”的机制，对于根除病毒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我们希望能够预测，在我们给患者中断ART之后病毒将如何表现，以检测旨在消灭HIV的药物疗法。”

　　UNSW Scientia教授、Kirby研究所主任David Cooper和Kersten Koelsch博士，也是该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

　　临床指南现在建议患者继续ART治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另一个UNSW Kirby学院带领的研究项目，称为START (Strategic Timing of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临床试验。这些试验结果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尽早开始ART治疗还有其他好处。

　　具有PD1生物标志物的免疫细胞，已经被确定为治疗4级黑色素瘤或末期癌症的一个药物靶点。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在他们的HIV研究中，用PD1标记来操纵免疫细胞。这项研究的作者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现在这些生物标志物，以调查如何在ART后控制HIV。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院士团队在2015年10月10日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撰写了大型综述。该综述透露了以下数据。

　　作者们在文章中表示，为应对我国心血管病日益严峻的防治局面，我国需要全面提高国家临床研究水平，构建学习型医疗卫生体系，完善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医疗质量评价体系，才能以最小的花费，让数亿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取得最佳诊疗效果。

　　1、心血管病患者数量的增长趋势预计将至少持续至2030年。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心肌梗死患者预计将从810万增至2260万，脑卒中患者将从820万增至3180万。

　　2、对于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患者，2011年中国再灌注率为27%，同期美国再灌注率为94%，英国为77%，印度为59%。

　　3、具有服用他汀的明确指征的心血管病高危患者，中国患者他汀的使用率为48%，远低于欧洲的96%。

　　4、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心源性休克高风险的患者中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非常普遍，2001、2006、2011年这类患者中仍分别有43.7%、59.6%和53.6%接受了该药物治疗。

　　5、在冠状动脉搭桥术协作网络内的43家医院之间，2007-2008年患者风险标化院内死亡率水平悬殊，从最低的0.7%到最高的5.8%，相差8倍。

　　6、中国人服用40 mg辛伐他汀发生肌病的风险是欧洲人的10倍。

　　7、在全球临床试验方面，中国有5887个，仅为美国的7%(美国83442，英国10412)。

　　8、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13亿)，而每百万人均研究数目却不成比例的小于南非、日本、巴西、俄罗斯。

　　9、在中国完成的575个心血管病随机试验中，不超过五分之一(112个)的研究入选人数超过1000且评估了患者的临床健康结局，只有少部分(46个)研究由中国机构资助完成。

　　10、中国心血管领域，各学会发布的心血管病临床实践指南有14个，专家共识则多达186个，比例为14:186;而美国心脏学会55:16，欧洲心脏病协会为35:13，英国国立优质卫生和健康保健所为13:4。

　　11、现有的14个中国心血管临床实践指南包含了216个A类(最强)证据推荐，其中有中国患者参与的研究证据仅有21个(10%)。

　　12、中国临床研究的资金支持仅占基础研究投入的1/4(2.5亿 vs. 10亿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