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GWAS发现新的子宫癌基因

　　最近，一项大型国际合作研究，已经确定了5个新的基因区域，可增加女性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子宫内膜癌是影响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已知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区域有9个。

　　子宫内膜癌影响子宫内壁。在英国女性当中，这是第四大最常诊断的癌症，每年大约诊断出9000个新病例。

　　在这项研究中，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澳大利亚QIMR Berghofer医学研究所等处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超过7000名子宫内膜癌患者和37000名没有患癌的女性的DNA，以确定影响女性患该疾病风险的基因变异。相关结果发表在5月2日的《Nature Genetics》杂志上。

　　剑桥大学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系的Deborah Thompson博士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对女性子宫内膜癌的遗传原因，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特别是没有强大癌症家族病史的患者。在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只知道4个基因组区域，其中1个常见的基因变异会增加女性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另外5个基因组区域，总数达到了9个。这一发现，使得已知的危险基因区域增加了两倍，因此，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子宫内膜癌的遗传因素。有趣的是，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发现的几个基因区域，已知可导致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等常见癌症的风险。”

　　“虽然每个基因变异只会增加大约10%到15%的风险，但是它们的实际价值将在于，研究一名女性遗传到的这种变异的总数，以及其他的风险因素，以识别那些子宫内膜癌患病风险最高的女性，这样她们就可以经常接受检查，并留意疾病的早期征兆和症状。”

　　这项研究还探讨了“所确定的基因区域如何可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这些发现对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未来治疗，有着深远的影响。

　　QIMR Berghofer的副教授Amanda Spurdle指出：“当我们对子宫内膜癌的遗传风险因素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时，我们就可以找出哪些基因，可能通过新的治疗方法靶定。准确的说，我们可以开始考虑，是否有某种已经批准和使用的药物，可用于靶定这些基因。”

　　这项研究是一项大型国际合作研究，涉及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比利时、挪威、瑞典、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这项研究的英国部分，受到了来自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资助支持。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信息的经理Emma Smith说：“发现影响妇女患子宫内膜癌风险的遗传变异，可以帮助医生确定哪些女性风险更高，她们能够从更密切的疾病迹象监测获得更多益处。”

　　“这也可能为‘哪些错误的分子在子宫癌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线索，从而带来潜在的新疗法。在英国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子宫癌症病例是可以预防，保持健康的体重和保持活动状态，是女性降低此类风险的两大方式。”

　　2013年，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妇女癌症部的研究人员在11月12日的PLOS 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HAND2基因是子宫内膜癌中的一种差异甲基化热点，这个基因的表观遗传学修饰在子宫内膜癌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PLoS Medicine：子宫内膜癌最新研究进展)。

　　2014年9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科学家们，发现了子宫内膜样癌(EEC)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揭示了EEC亚型一种更为致命的版本，以前被认为对治疗的反应良好。通过早期确定这些患者，肿瘤学家就可以尝试更积极的治疗方法，来增加积极预后的可能性(JNCI：与子宫内膜癌侵袭性有关的基因突变)。

　　2015年4月，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梅奥诊所、亚利桑那大学等处的研究人员在Nature子刊《Cell Death and Disease》发表一项研究论文。这项研究表明，SPOP蛋白可形成一个功能性CUL3-SPOP-RBX1 E3泛素连接酶复合体，能靶定ERα用于子宫内膜癌细胞中的泛素化和蛋白酶降解。此外，这种作用可通过子宫内膜癌相关的SPOP突变得以抑制。这些研究结果，对于SPOP突变相关的子宫内膜癌通路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功能性的见解(复旦大学Nature子刊解析子宫内膜癌)。

　　当前，我国医学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重大疾病高发、医改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等诸多挑战。我国2015年新发癌症病人超过400万，心血管病患病人数达2.9亿，成人糖尿病占全球糖尿病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且疾病发病低龄化趋势明显，这种严峻形势严重威胁我国现阶段及未来的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同时，完善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强化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提高群众基本医疗保障等需求愈发迫切，这需要通过制定全面、科学、合理的国家政策加以系统解决。

　　为了应对这些复杂挑战，完成好“健康中国”这一历史重任，我国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综合型、特色化、前瞻性的国家级医学与健康领域高端智库建设，健全中国特色的医学与健康重大决策的研究、咨询、评估及支撑体系，前瞻性布局医学与健康核心竞争力建设，统筹引领我国医学与健康事业发展，以科学证据支持科学评估，以科学评估完善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医学与健康领域涉及科技、经济、社会、教育、民生、文化等方方面面，其相关的政策研究制定具有明显的专业性、普世性、长期性和显著的国家战略属性，智库的“谋”成为决策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世界各国政府均十分重视医学与健康政策的研究、咨询和评估，并建立了多种类型的专业智库，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兰德公司的健康研究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英国剑桥健康服务研究中心等。通过研究报告、专业文献、政策咨询和人才培养等途径，这些智库机构从不同角度出发，为政府制定完善卫生政策、保障人口健康、指引健康产业发展等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国也有相应的医药卫生专业智库，围绕法律法规、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医药产业发展布局等开展决策咨询、分析和评估研究，在我国医学和健康事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及保障人民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内医学与健康专业智库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在证据研究分析的独立性及系统性上，在全面参与公共决策的体制机制上，在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建设上，在统筹全局的综合型研究视野和国际影响力上，在重大政策制定与重大项目实施的前瞻性规划上，在形成专业标志性特色品牌上还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加快新型智库建设成为推动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关键少数”，医学与健康领域智库的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在国家战略层面，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综合型医学与健康智库，打造涵盖科技、医疗、教育、产业、以及政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链条高水平智囊团。依托国家级研究机构，统筹相关研究力量和资源，聚焦医改战略支撑、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发展、医疗模式转变等医学与健康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研究，创新咨询、评估、论证等决策支撑模式，提出具有总体思维和全局眼光的高质量对策建议。

　　二是结合医学与健康的专业特点，坚持开展普世性、长期性和公益性战略规划设计研究。医学与健康智库要着重服务于国家和公众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上的优势和特色，从我国实际出发，拓展医学与健康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做到全面系统、长期跟踪、转化应用、客观评估。针对目前医学与健康问题呈现出的全球化新常态，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做到有核心、无边界，汇世界医学之智为我所用。

　　三是建立“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的研究模式，强化前瞻意识，提高科学研判、战略谋划和超前布局的前瞻能力。完善重大课题选题机制，定期凝练业界挑战性难题以及革命性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针对现实和长远问题强化对策研究，加强数据分析、案例分析、模型分析和评价分析，拿出科学决策依据，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行得通的政策建议。

　　四是坚持以重大产出为导向。要以多种形式，分期分批推出社会关心、舆论关注、领导重视的研究成果、评估结论、战略报告和政策建议，注重研究成果发布的常态化和对热点问题回应的时效性，拓展产品转化模式，形成品牌化、制度化的推广、传播及应用机制。

　　五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体制和灵活的用人机制。国家医学与健康领域智库的专业性和服务对象的公益性决定了智库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同时，相关研究涉及整个医学与健康领域，覆盖医学与健康发展的全链条，需要建设灵活的用人机制体制，调动多行业、多部门、多机构专家和相关人员参与，发挥各类人才服务国家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综合型、特色化和前瞻性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为主动顺应医学与健康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医学与健康领域新挑战，谋划好“十三五”医学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新篇章，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通过国家级行业机构，积极统筹协调，透过中国视角，汇聚专业智慧，建设具有大视野、大战略、大思路、大作为并在医学与健康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