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女子患白癜风 曾做19次激光祛斑

　　你的脸遭白癜风了。”听到医生此言，赵女士很惊讶，“我明明做的激光祛斑，怎么会得白癜风?”为了治病，截至7月26日，赵女士已打了7次针，服用了半个月的药，以及早晚涂抹软膏，但是脸上的白斑仍明显可见。如今，她已停用所有化妆品。

　　20多天前，赵女士做完最后一次激光祛斑手术，当时感觉到脸比前几次手术时更痛。之后医生发现，赵女士的脸上患上了白癜风。赵女士怀疑，白癜风或与激光祛斑有关。随后一周，她先后去了5家医院、4家鉴定所，“他们说白癜风病因复杂，无法给出鉴定结果。”

　　案例

　　激光祛斑 一年半后患了白癜风

　　7月2日，44岁的成都市民赵女士，去成都某医疗美容机构做最后一次激光祛斑手术。

　　从2013年10月与美容机构签下黄褐斑和深层斑的治疗同意书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女士先后做了19次祛斑手术。她回忆，手术时，有三种不同仪器轮换着往脸上打激光。

　　在李医生执行完最后一次手术后，赵女士感到“脸都木了，没有知觉。”

　　几天后，赵女士脸上的红肿仍未消除，她跑到医院接受皮肤修护。在检测时，另一位姓崔的医生发现，赵女士的脸上长出了白斑。

　　“你的脸遭白癜风了。”崔医生说。赵女士很惊讶，“我眼泪一下就包起了，明明做的激光祛斑，怎么会出现白癜风?”

　　之后，赵女士去了成都的4家医院，均被诊断出患有白癜风。截至7月26日，她已经打了7次治疗白癜风的针药，脸上的白斑并无变化。赵女士感到心灰意冷，她猜测说，得白癜风应该和激光祛斑有关。

　　答复

　　美容机构：不认可白癜风由激光造成

　　20日下午，赵女士来到做手术的医疗美容机构。医疗小组吴经理解释，“根据我们的专家会诊，目前医学上没有证据能说明激光或我们开的药，会导致白癜风。”吴经理建议赵女士去申请司法鉴定，“如果是医院的责任，我们都会对此负责。”

　　随后，给赵女士做手术的崔医生和李医生说，患上白癜风或与遗传、内分泌、免疫功能异常有关，“目前赵女士脸上出现的是单侧性的、局限性的白斑，现在积极进行药物治疗是有效的。”崔医生说，之所以赵女士最后一次手术特别的痛，“是因为过敏了”，“在能量的使用上，是和往常祛斑手术的能量一致。”

　　李医生说，她所使用的激光都是美肤激光，不会引起白癜风，“只是激光祛斑治疗的时间，恰好和发病(白癜风)的时间重合了。”

　　21日，记者联系到该医疗美容机构，工作人员陈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不认可激光直接造成白癜风的说法，“白癜风病因不明确，我们希望赵女士先进行司法鉴定，再和我们谈。”

　　建议

　　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过去的半个月里，赵女士先后跑了成都4家司法鉴定所，均以失望告终，“他们都说这个鉴定做不了。”

　　21日，成都某司法鉴定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激光祛斑和白癜风之间的关系，确实很难说到底是医务人员操作不当引起的，还是手术并发症，或与自身体质有关。“据我所知，激光产生负作用对人体影响较小。理论上讲，激光对皮肤有外伤性损伤，或可造成外伤性白癜风，但这一点我们很难用证据证明。”

　　“在国际上，目前白癜风的成因仍没有定论。”成都某公立医院医疗美容科相关负责人说，医疗上激光的使用较为安全，激光本身造成白癜风，目前医学上还未出现过先例。

　　“如果是激光祛斑治疗中，医生操作可能会造成局部色素脱失，出现浅色的白斑。一旦出现色脱，自身是很难修复的。”该负责人建议，赵女士可通过到卫生局的医疗委员会鉴定机构做鉴定，它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仲裁。另外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质量，守住社会公平底线。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句流传多年的民间谚语，也许很快就要成为历史。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17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国务院的决定，针对的正是百姓的“痛点”。看病，尤其是看大病，治疗费用高昂，可说是一种灾难性支出，很多家庭难以承受，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再次报销的大病保险，像一个“稳定器”，给大病患者家庭结结实实地兜了底。笔者曾在青海采访过一户人家，4口人中只有女儿每月有相对稳定的1000多元打工收入，婆婆常年患骨关节病和肺部疾病，当次14457.78元医药费，新农合结算9011.10元，大病报销4156.34元，自付仅1000多元。大病保险政策在当地落地运行半年多，就使一万多个家庭避免了因病致贫。

　　然而，从各地试点情况来看，虽然大病保险实施后，实际报销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但仍存在筹资不稳定、偿付压力大等问题。从大病保险的制度流程看，筹钱、管钱、花钱，是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制度完善，同样重要而艰巨。只有创新性地融合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提高保障质量，守住社会公平底线。

　　大病保险的背后，有一套筹资机制支撑。按照测算，人均筹资达到39元，才能避免家庭发生灾难性支出。然而现实中，很多地区只是将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筹资总额的5%划为大病保险资金，人均筹资水平达不到测算的标准，支付比例难以逐步提高。这就需要政府主导，不断完善筹资机制，提高保障水平。

　　同时，各地对于大病保险合理保障范围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比如，大病的范围，以病种划分还是以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划分?基本医疗标准不明，哪些药品、项目属于基本医疗范畴?什么样的人群被认定为“没有支付能力”，需要在大病保险报销的基础上进行医疗救助?看起来是技术问题，但在医疗保险这个“精细活”里，处理好这样的技术问题，才能防止内部分配中“劫贫济富”现象的发生。

　　而在资金管理上，则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医疗领域被视为准“公共绿地”，使用者对于医疗资源，也有着很强的“排他占有性”。在“供给制造需求”理论下，容易产生过度医疗。去医院看病，大小检查做个遍，药品开了一大堆，是常有的事;患者因为有医保，也不怕这样的过度服务。医患“合谋”，导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造成保险资金使用面临支付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可以发挥其专业的精细管理、风险管控的优势，严密堵住漏洞，控制费用增长，遏制过度医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正是市场手段的效率所在。当然，由于商保公司具有趋利性，需要对其实行更严格的监管，避免其“逆向选择”，或发生“搭车卖保险”等不合规行为。

　　大病保险让百姓收获了安定感，是一件大善事。让大病保险的制度更合理、更完善，才能让这一善举释放持久的红利，让人民群众有“稳稳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