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安全”的结论如何得来

　　5月17日，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发布报告称，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这并不是科学家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判断。

　　不过，最新结论的出炉似乎更为谨慎。这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报告，通过对过去30年中约900项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再次为转基因作物“正名”。

　　那么，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这一结论，到底是如何得出来的?

　　可以吃吗?不但无害反而有益

　　“目前，没有关于基因工程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作用的记录。”这是200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判断。十几年过去，这一说法依然站得住脚。

　　在食用安全性上，转基因作物备受攻击的一点是，基因工程使农作物自然的代谢通道发生改变，并在食物中产生预期之外的毒素或过敏原。

　　在这一点上，报告首先澄清，在自然情况下，农作物本身就会产生一系列化学物质来对抗食草动物和病菌。如果大量食用，这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也是有害的。科学家对长达20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没有发现喂食转基因作物会对动物产生负面影响。现有数据也无法证明，任何疾病或慢性症状与摄入转基因食品存在关联。

　　“无法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摄入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相反，倒是有很多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可以对人体健康产生有益影响。例如，某种转基因水稻含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它就是为了避免人们缺乏维生素a而研发的。

　　危害环境?生物多样性有增无减

　　反对转基因人士对转基因作物的另一个攻击点是，它们可能会对环境造成风险。其理由包括，害虫的天敌、蜜蜂、霸王蝶等数量会减少，而且植物或昆虫的多样性也会遭到破坏。

　　然而，研究发现，与非转基因作物相比，种植转基因作物反而倾向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以美国为例，与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场相比，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农场，在使用除草剂后，野草的种类数量没有明显变化，有的甚至还有所增加。

　　1987年以来，美国尤其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有所下降，而且农作物的轮植频率也有所下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与转基因作物的引入有因果关系。报告认为，这种改变可能与商品价格的变动也有一定关系。

　　报告还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以来农作物的种类确实有所减少。但有证据表明，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引入和大量种植，相关国家主要农作物的基因多样性并没有降低。

　　基因漂移?确实存在但并无害处

　　基因漂移是转基因作物引发的另一个巨大争议。所谓基因漂移，是指一种生物的基因向其相近物种自发转移，并导致后者发生内在的基因变化。

　　在美国，起初人们的担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基因漂移会增加与之相关的杂草的生长。但是在北美地区，已获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很少有可杂交的野草。

　　此后，人们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并提出了新的疑问：如果发生了基因漂移，比如bt毒素从转基因作物转移到非转基因作物中，那么这种非转基因作物就会对食草性害虫有了抵抗性，这种“不自然”的、更强的适应性会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研究发现，并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这种情况。

　　不过，科学家确实发现了基因漂移的证据。他们发现，具有除草剂抗性的转基因油菜曾与芜菁发生杂交，而且出现了不同代的杂交品种。这说明，转基因油菜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基因漂移是存在的，而且跨越了不同的代际。

　　这种基因漂移有何潜在影响?研究发现，转基因油菜与芜菁的杂交品种只是在除草剂抗性方面表现出竞争力，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强的生命力。

　　“尽管确实出现了基因转移，然而没有证据证明，在转基因作物和与其近缘的野生植物之间发生的基因转移对环境产生了任何负面影响。”报告称。

　　新版《食品安全法》中，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2015版《食品安全法》对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经营者处罚较为严厉，相信各地兄弟部门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乐于使用本条以避免后期可能出现的执行难。自从新版食安法出台大半年来，从总局到各地区，或多或少的也出台了一些对本条的解释，对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本条中的免罚条款作了说明和细化，对此本文不再赘述。对于该条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争议问题，本文尝试对其作出分析，找到解决方案。

　　体制改革前原药监部门的同志看到这条法律规定，很容易会想到《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猛地一看，这两条法律法规的规定似乎差不多，都是对经营者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无主观违法故意情形下的免责条款。实际上仔细研读，二者有一定差别，而这个差别造成了相当的争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后半的描述为“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对此条本身争议不大，在该条款实施后的14年，此条也基本未被反映有什么问题。但2015版《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相应的规定为“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与《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的相关规定相比，我们发现，“免于处罚”中没有“其他”字样，也没有说明应当没收违法所得。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一些争议：根据一百三十六条做出免予处罚，但没收违法食品的行为，是否应当发出《处罚决定书》等文书?

　　有意见认为，既然本条中明文规定“免予处罚”，我行政机关也做出了相关免予处罚的决定的话，则不应对当事人再发出《处罚决定书》，而仅对当事人开出没收单据即可。实际处理中，有许多当事人，如一些大型商超并不十分在意处罚的幅度，而在意是否对其作出了处罚本身。如按此方式执行，不走处罚程序，不进行处罚公开，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减少矛盾。

　　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不妥，原因如下

　　一、没收财物是《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文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不按《行政处罚法》三十九条发出《处罚决定书》且不按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对当事人进行事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均属于严重程序违法。

　　二、《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均明确指出没收非法财物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体现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如根据《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没收当事人违法财物，但不向当事人发出《处罚决定书》书面告知事实、理由和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的，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复议、诉讼期限无限延长，如当事人提出复议、诉讼的，被判令重做、败诉的风险极大。

　　三、在执行《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认为不应将没收违法食品纳入正式处罚程序，不发出《处罚决定书》的意见中，一种考虑就是原则上处罚决定应予以公开，对此类轻微违法企业来说，可能公开处罚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笔者认为，结合一百三十六条的全文来看，公开处罚恰恰是必须的。

　　一百三十六条除规定了流通环节食品经营者的免责条款外，还有“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也就是说，并没有免除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如我监管部门对相关案件的检查、调查、检验、处罚等情况不公开，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相关产品的情况，也就谈不上索赔，从而无形中损害了消费者(行政第三人)的知情权。如若相关事件因为我监管部门未及时公开，但有其他渠道引起网络关注，导致媒体介入，引发社会事件，监管部门将承担非常大的责任风险。

　　综上，笔者认为，不应以《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条文中的文字性规定就机械的将该条中的“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排除在“处罚”之外。事实上，经查阅全国人大法工委主编的《食品安全法》权威释义，对该条的立法原意有特别说明，称该条的增加，是参照了《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作出的。既然如此，其原意应与《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一致，为没收产品，免于其他处罚，而非将没收产品排除在处罚外。

　　另外，与《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对比，还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法》一百三十六条没有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一点非常不合理。

　　举例来说，如甲商家和乙商家同时购进了一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均能做到索取证、票、检验报告，均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进货时不知道相关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货值均为10000元。被监管部门查处时，甲所有货品均未销售，按一百三十六条应予以全部没收，可免予其他处罚;乙所有货品均销售完毕，按一百三十六条无法没收，可免予处罚。

　　明显的，这样的情况有违《行政处罚法》确立的根据情节轻重确定处罚幅度的比例处罚原则，变成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显得有些不合理。不过一百三十六条对免于处罚表述为“可”，主动选择权在监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如认为不没收违法所得难以体现公平性，也可以适用其他条文予以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