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品公司忽悠人 30多位老人1/3“患癌”

　　1日8:25，市民廖先生拨打晚报热线：8月25日朋友带我去汽车总站对面超市三楼金寿堂保健品公司，这里在搞一个筛选肿瘤远离癌症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很多知名专家。这些专家让参会的人分批带尿液去给他们检查是否有癌症，把他们所谓的美国进口的试剂倒在尿液里面，当时就判断出有三分之一的人身体里有癌细胞，一些检测出“有癌症的人”都吓哭了。后面他们开始推销治癌症的产品“泰鳄元”，六千元一盒，我没有买，但我朋友买了四盒，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药品，是保健品。

　　昨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廖先生，他告诉记者，8月25号上午，朋友约他一起到汽车总站对面的广西金寿堂桂林活动中心会议室，参加一个筛选肿瘤远离癌症的新闻发布会，当天到场的有300多号人，大都是70多岁的老人家。现场主办方邀请了好几个专家，有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赵副院长、资深肿瘤教授杨教授，北京肿瘤专家黄涛等。

　　会上，这些所谓的专家向他们介绍，老年人不懂得检查身体，体内很可能早就潜伏着癌细胞，随时都有病发的可能。并提出一种名为“CA”的癌症筛查办法，将一种美国进口的试剂兑入尿液中，便能知道人体内是否有癌细胞。

　　会场的“专家”表示，试剂倒入后，尿液呈半透明状则表明身体没有问题，如果产生棉絮状物体则表明身体里有癌细胞，癌细胞分裂周期为40天，分裂开始后癌细胞数将呈几何级数上升，随时都有患上癌症的可能。最后，他们让参会的老人过几天到他们那里去进行一个公益性质的免费检查。

　　廖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快80岁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又不了解，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隔天他和三十几个老人再次去到了会议现场。整个检查过程只有十几分钟，三十多位老人，有三分之一被查出身体里有癌细胞，“当场就有两个人被吓哭了。”廖先生说，专家告诉他们放心，有特效药可以抑制身体里的癌细胞。随后他们开始推销治癌症的产品“泰鳄元”，原价11880元，因为是公益活动，所以打5折。廖先生没有买，但他的朋友买了四盒，一共花了11880元。拿回家打开盒子一看，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癌症特效药瓶身上明确标有“鳄鱼压片糖果”、“本品不能代替药品”等注意事项，配料表上则有：鳄鱼多肽粉、维生素C、牛磺酸、木糖醇、麦芽糖精等成分。

　　昨日下午，记者同廖先生一同来到桂林市卫生局。市卫生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这些所谓的请老人开会搞公益活动，实质上类似经营诈骗，这些所谓的专家根本不提他们是否有行医资质，宣传当中只说对癌症进行测试、检查，老人担心自己的身体，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要投诉这类问题，还要由管理这种经营行为的工商部门牵头，到时可以到卫生部门来对这些药品或保健品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可以作为执法佐证。有了这些证据以后再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处理。

　　近日，“医闹入刑”获得正式通过的消息引发关注，其能否彻底改善医患关系受到热议。中国医师协会法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将维护医疗秩序上升到刑法层面，有利于加强遵纪守法的氛围，缓解医患矛盾。

　　同时，要从根本上建立医患互信关系，还需要多部门对法律的严格贯彻执行，以及医生群体的自律和医改事业对“看病难”的解决。

　　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意味着“医闹入刑”获得正式通过。

　　近年来，摆花圈、挂横幅、堵大门、甚至出手伤人等“医闹”现象频发，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还威胁到医务人员和患者的人身安全。“这次将‘医闹’入刑，体现了政府在维护医疗秩序上的决心。”邓利强说，“部分‘医闹’者担心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对自己不利，希望靠闹事从医院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这种行为如果被社会容忍，很容易被效仿，甚至让‘职业医闹’这一群体扩大，那么‘建设法治中国’将成为一句空话。”

　　近年来，公安部、国家卫计委多次联合发文，试图遏制“医闹”现象。去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医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以往的通告、意见只是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等级低，效力较弱。将治理‘医闹’上升到刑法层面，具体办事人员在处理医闹事件时，定罪量刑有了明确的法条指引，不存在模糊地带。”邓利强说。

　　在医患关系方面，邓利强认为，“医闹”行为对“医患互信”的破坏力很大。“医院互信关系的破坏，甚至‘医闹’、伤医事件的频发，会让医生一方因担心自身安危而采取防御性的医疗行为，即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案，不再愿为了1%的治愈希望而冒99%的风险。

　　此次“医闹入刑”将对破坏医患互信关系的恶劣行为产生震慑力量，对医患关系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邓利强说。

　　邓利强强调，解决医患纠纷可以走正常的诉讼途径，患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并非“投诉无门”——人民调解、医疗纠纷行政处理和医疗纠纷民事诉讼都是顺畅的途径，民事纠纷、诉讼制度和民事责任鉴定制度在保护患者方面没有明显缺陷。

　　同时，医患互信关系的建立，不光是遏制患方的医闹，还要规范医方的行为。“医生的自律是非常重要的，救死扶伤的职业性质要求医生群体有爱心，不能是心肠冷漠的人。行业组织在规范医生执业行为方面也要起到监督作用。”邓利强说。

　　此外，邓利强补充，医患纠纷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矛盾根源，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就是当下不合理的就诊流程，“基层医院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城市大医院却天天人满为患。病人在大医院的就诊体验不好，排队等待30分钟，看病只用3分钟。”他表示，当下亟待解决的是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就医流程，缓解老百姓“看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