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求恩” 创造抗疟最快速度

　　8月21日，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2000级临床医学院中西医临床学专业的邓长生，坐了26个小时的飞机从非洲回到了南昌，参加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

　　“这些年来，我们只知道他在非洲做项目，但直到我们看到羊城晚报的报道，才知道他把青蒿素带去了非洲，在那儿抗疟8年，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敬仰”，邓长生的同班同学，现江西省中医院科研科唐娜娜告诉记者。

　　10月5日，因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众开始熟知青蒿素是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距离瑞典万里之外的东印度洋上，有一个由被誉为东印度洋四颗明珠的大科摩罗岛、昂儒昂岛、莫埃利岛和马约特岛串起来的非洲岛国科摩罗，邓长生和他的团队将我国科研工作者自主研发的复方青蒿素应用于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将中医药理论指导的疟疾防治理论用于实践，致力于青蒿素哌喹片清除疟疾项目的国际化推广。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抗疟团队一干就是8年。

　　8年坚守 快速抗疟显成效

　　抗疟8年，他和团队先后在三大岛——人口3.7万的莫埃利岛，35万的昂儒昂岛，42万的大科摩罗岛地区通过群防群治、全民服药等措施防控疟疾，统计共有超过220万人次参加全民服药，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

　　2014年，这个备受疟疾折磨的国家终于实现了疟疾零死亡，发病人数减少了98%，疟疾感染率下降为2.8/1000人口，并累计为当地培训了专业疟疾防控人员236名，村级抗疟工作者近4000名。

　　2007年，“青蒿素复方快速灭疟项目”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正式启动，还在柬埔寨抗疟一线的邓长生接到前往科摩罗的任务，负责当地人员培训，技术协调，中方队伍自身管理等方面工作。

　　虽然科摩罗被誉为“月亮之国”，但这儿并不浪漫。2010年前没有互联网，现在还没有开通电视信号，停水停电是常态，连蔬菜也是奢侈品，邓长生和团队曾经一度只能用地上水沟的脏水洗漱。

　　根据官方统计，2006年该国每1000人中有142人感染疟疾，每年有记录的死亡病例是34人。

　　“在科摩罗，父母一般都要等到孩子五岁以后才取名字，很多孩子因为疟疾活不过五岁”，但即便是疟疾肆虐，邓长生和队友们甫一开工还是困难重重。

　　来自当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利益阻拦，来自当地不理解民众的质疑阻拦，无不让邓长生步履艰难。

　　困难重重 不畏艰辛求出路

　　“再难我也得工作，我要把‘全民服药’的方案落实到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规定的60天内，让规定区域内的每一个人，在每月统一的2天时间内，完成3次服药的工作”，作为中方现场项目实施者，邓长生把目光转向了当地政府。

　　他和团队几乎跑遍了科摩罗的整个卫生系统。通过座谈会的形式给卫生主管部门宣讲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通过联合这些部门还有媒体的力量，增强当地民众对治疗疟疾的认识，寻求政策支持。

　　“那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地调研，一家一户的上门宣传疟疾知识，组织了由当地人组成的派药队伍，每人分区上门拜访，通过做宗教长老的工作，带动村民们服药。”

　　“以莫埃利岛为例，我们真的跑遍了他的27个村子，连科摩罗总统都没去过的村子，我们都去过了。”邓长生笑谈道。

　　日久见人心。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科摩罗卫生主管部门的表态支持，打消了不少基层医疗机构的反对顾虑，也获得了普通百姓的信任。

　　局面在慢慢打开。

　　2007年，全民服药方案在莫埃利岛顺利实施，此项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支持，为本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并帮助完善研究计划，WHO总部组织专家参与对项目实施各阶段的技术评估，督促科摩罗政府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抗疟系统。

　　项目实施一年后，该岛的疟疾发病率和人群带虫率下降了98%，无人死于疟疾。这是全球控制疟疾的最快速度!

　　传播疟疾蚊媒的阳性率也从采取措施前的3.1%，于措施后4个月降至0，引起国际广泛的关注。

　　2009年，因莫埃利岛项目实施的显著效果，科摩罗政府因而获全球基金1200万欧元抗疟经费资助的承诺，被WHO列入近期可消灭疟疾的少数几个国家之列。

　　再接再厉 实现疟疾零死亡

　　抗疟第一仗打响后，邓长生和团队再接再厉，先后于2012年、2013年在昂儒昂岛，大科岛地区顺利实施方案，实施三轮服药后，共惠及220多万人次，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

　　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个困扰在科摩罗上空的乌云烟消云散!

　　让邓长生欣慰的是，他们的努力不仅换来了科摩罗人民的健康，也换来了当地居民的真心，2008年汶川地震后，一名科摩罗当地派药员把当月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使馆。

　　远离故土，远离家人，远离安全，邓长生在非洲一待就是8年。

　　“我做这件事，一方面，减少疟疾在非洲的肆虐，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给国内敲响警钟，疟疾离我们生活并不远，现在每年仍有中国人死于疟疾，参与青蒿素的抗疟团队，体现了我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价值，这是让我想起来自豪的事”。

　　10月底，邓长生将迎来新的任务，即将奔赴另一个非洲国家——马拉维，继续谱写他的光荣与使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监三司司长王红 (CFP/图)

　　标签王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用什么来衡量中国食品安全水平?监管者的设想是用大数据。

　　2014年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启动的食品安全国家抽检已经累积了400万条左右的抽检数据。从抽检结果看，当前存在禁限用农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不合格、重金属指标不合格等五大问题。

　　“企业不怕政府罚款，但怕曝光，怕消费者用脚投票。”在发布了2015年上半年抽检结果之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监三司司长王红近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在她看来，抽检不单单是为了检测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由此建立大数据库，全面掌握我国食品安全状况，同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对企业实施监督管理，指导行业健康发展。

　　抽检意义何在?

　　南方周末：从抽检情况看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如何?

　　王红：今年上半年我们抽检了3.3万批次样品，合格率是96.3%。去年全年合格率是94.7%，可以说总体趋势稳定向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受很多因素影响，个别食品安全事件甚至有些“谣言”对消费者信心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抽检公开的力度和解读。

　　南方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抽检合格率这么高，说明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国家每年在抽检上花费大量金钱岂不是浪费了?

　　王红：现在投入这么多做抽检还是有必要的，未来是不是还要持续要看具体情况。尽管我们现在一直强调事前事中的监督，但事后抽检依然不能放松。这是最贴近消费环节的监督检查，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倒逼。通过抽检，我们查出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有的企业不怕政府罚款，但怕被曝光，怕消费者用脚投票。

　　南方周末：所以说抽检不单单是为了检测产品质量?

　　王红：是的。从个案来说，是检查一个产品，监督一家企业。从整体层面看，是逐步建立企业的诚信库，掌握行业的整体状况。这对国家的宏观决策、监管方向，企业的生产管理、原料采购等都很有意义。而由此建立的大数据库是未来食品标准更新和修订的基础，也加强了中国在国际食品领域的发言权，因为数据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此外，抽检也较好地体现了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关于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的有关要求，不断加大对高风险食品的抽检频次。

　　南方周末：能举些大数据应用的例子吗?

　　王红：过去抽查发现有的产品苯甲酸超标，就觉得是防腐剂使用有问题。现在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是某种产品原料确实存在本底值高的问题，这样也可以还企业一个公道。还比如菌落总数超标问题，通过大数据发现类似问题存在于流通、保存和生产等多个环节，由此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控风险，给行业提供指导。

　　南方周末：所以光有数据还不行，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分析和运用?

　　王红：是的，检测结果有了，还需要整理。这不仅是对数据的分析，也是再核实的过程。所有数据都要通过实验室三级审核，我们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同时，从多个维度对数据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发掘出数据所表现的抽检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系统风险，以及未来趋势，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解决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