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生素D可降低癌症风险

　　最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报道称，更高水平的维生素D——特别是血清中的25-羟维生素D浓度，与相应的癌症风险降低有关。研究结果发表在4月6日在线出版的《PLOSONE》杂志。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CedricGarland博士指出：“我们量化了足量维生素D预防所有类型浸润性癌症的能力，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这一直是个未知领域。”

　　Garland和他已故的哥哥Frank，在1980年首次发现缺乏维生素D和某些癌症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当时他们注意到，高纬度地区人口(有效日照少)更有可能缺乏维生素D——是通过身体接触阳光产生的，患上结肠癌的几率更高。Garlands和其他人的后续研究发现，维生素D也与其他癌症(如乳腺癌、肺癌和膀胱癌)有关。

　　《PLOSONE》发表的这项新研究，试图确定什么水平的血液维生素D，是有效降低患癌症风险所必需的。维生素D的标志是25-羟维生素D——在血液中的主要形式。研究人员采用非传统的方法，集中分析了之前两项不同类型的研究：一项包括1169名女性的随机临床试验和一项包括1135名女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临床试验专注于研究一种特定的测试或治疗是否安全有效。而前瞻性研究则在研究期间寻找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参与者的癌症发生率。

　　通过结合这两项研究，研究人员获得了更大的样本量，和更大范围的25-羟维生素D或25(OH)D血清水平。

　　唯一准确衡量一个人体内维生素D水平的方法是血液测试。在Lappe试验群体中，25(OH)D的平均血清水平是30毫微克每毫升。在GrassrootsHealth前瞻性群组中，这个值更高：48ng/ml。

　　研究人员发现，年龄调整的癌症发病率，在Lappe队列中是每10万人当中有1020人，在GrassrootsHealth队列中是每10万人中有722年人。随着25(OH)D增加，癌症发病率下降。与具有20ng/ml或更少25(OH)D浓度的女性相比，具有40ng/ml或更大的25(OH)D浓度的女性，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67%。

　　推荐的血清维生素D水平是多少，一直是近年来激烈辩论的源头。在2010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OM)得出的结论是，水平低于12ng/ml就代表维生素D缺乏，并推荐达到20ng/ml的目标，在健康的成年人(年龄在19到70)中，这可能是能够满足的，相当于每天6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

　　随后，其他组织支持更高的血清水平：50ng/ml或者更多。超过125ng/ml，可能会有副作用。现在许多支持者提倡每天800至10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70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哺乳期妇女则需要更多。

　　Garland没有确定维生素D的每日最佳摄取量，或摄入的方式，这可能是阳光照射、饮食和/或补充。他说，目前的研究只是阐明，在40ng/ml的浓度水平上，降低癌症风险变得可测量，在更高浓度水平上有另外的好处。

　　他说：“这些发现支持25(OH)D和癌症风险之间的一种反向关系，并突出了维生素D血液含量在20ng/ml以上对癌症预防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移民组织推荐的对骨骼健康的浓度。”

　　Garland说，在一般人群中，将25(OH)D的浓度提高到至少40ng/ml，可能会大大减少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研究人员写道：“癌症的一级预防，而不是扩大早期检测或改善治疗，将基本扭转当前全球癌症发病率上升的趋势。这一分析表明，改善维生素D状况是一种关键的预防工具”。

　　此前，就有研究报道过维生素D的健康益处。2014年6月17日，国际著名期刊《BMJ》(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维生素D水平非常低的人，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风险(包括癌症)更高，指出维生素D可能在癌症的预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BMJ》:维生素D对癌症预后起重要作用)。同期，一项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揭示了维生素D不足与早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血中25-羟基维生素D水平较低的人早亡的机会是25-维生素D水平较高的人的两倍(加州大学研究称低水平维生素D或使人早亡)。慢性炎症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和堵塞动脉的斑块，是二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根源。去年3月份，盛顿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维生素D能够防止这样的炎症，而且维生素D不足会影响一种关键的免疫细胞。这项研究发表在CellReports杂志上。

　　最新一期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期关于癌症的特刊，主要将焦点放在了癌症转移上，其中包含了两篇综述文章(Reviews)，两篇观点文章(Perspectives)，一篇评论文章(editorial)和一篇新闻故事(news story)。

　　这些文章重点介绍了在了解癌细胞扩散机制，以及阻止癌细胞散播的最佳手段方面取得的一些最新进展。由于转移性癌症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治愈，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些见解至关重要。这期特刊还包括了一篇研究报告，提供了肿瘤对靶向药物治疗产生耐药机制的一些新见解。

　　由Science新闻部的Jocelyn Kaiser撰写的一篇特写文章对一些新出现的证据进行了讨论，这些证据表明：肿瘤通过分泌外泌体(装满了蛋白质和RNAs的微型囊泡)，使得身体的远端部位做好准备变得对癌细胞友好，帮助促进了癌症扩散。

　　例如，发表在2014年10月Cancer 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证实当将人类乳腺癌外泌体与正常混合注入到小鼠体内后可以引起肿瘤。这些研究发现为找到一些标记物来监测癌症的进展，并甚至有可能指出一些治疗的靶点铺平了道路(Cancer cell惊人发现：癌细胞具“传染力”)。

　　在发表于2015年5月Cell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来自Hubrecht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证实转移的癌细胞可以通过囊泡将这种行为复制给低度恶性的癌细胞。这一研究发现提供了有关癌症行为的一些重要新见解，并有可能改善癌症的诊断和治疗(Cell惊人发现：转移癌细胞具有传染力 )。

　　发表于2015年10月Natur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西班牙国家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收集了证据证实，肿瘤释放了数百万携带着它们的蛋白质和遗传内容物的囊泡。

　　这些囊泡叫做外泌体，像“通信船”或“侦察舰”一样，它们确保了受纳器官做好准备招待肿瘤细胞。具体说来，外泌体触发了受纳器官中必要的分子反应——炎症、血管形成等来欢迎肿瘤细胞，使得当肿瘤细胞到达时可以进行增殖(Nature佐证百年癌症“种子土壤”学说 )。

　　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极具争议性，且目前仍未被完全接受，其还在继续赢得关注。

　　由Samra Turajlic和Charles Swanton撰写的一篇综述文章，聚焦了在癌症转移的情况下肿瘤的遗传进化机制。研究原发肿瘤和它们转移灶之间的遗传相似性与差异，有可能阐明转移扩散的起源、路线、方向及时间。

　　作者们首先讨论了瘤内异质性(在原发肿瘤的不同区域存在遗传不同的细胞)导致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解读产生混乱的不利影响，并需要获取多重活检样本。

　　随后，他们重点介绍了到目前为止从这样的跨越不同癌症类型的“系统发生”研究中学到了些什么。这些数据表明，具有转移活性的细胞可以出现在肿瘤发生的早期(所谓的“平行散播模型”)和晚期(所谓的“线性转移模型”)。

　　也表明了，在转移过程中源自原发肿瘤的细胞可以彼此竞争或协作，有时甚至重新播种了原发肿瘤。通常这些结论是基于对少量患者的研究，在文章中作者们强调了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