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基因关键发现 或有助于逆转病程

　　日前，科学家发现了精神分裂症一种关键危险基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该基因可能是解码所有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功能的关键。

　　这一突破性进展揭示了个体在脑发育早期对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易感时段。研究者希望，若以此为靶点，人们在将来或许可以逆转精神分裂症。

　　在本项发表于7月23日《科学》的研究中，针对这一确保大脑健康发育的基因，来自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描述了其此前未被发现的重要影响。

　　先前的研究显示，当这一被称为“disrupted in schizophrenia-1”(DISC-1)的基因发生突变时，该基因将成为罹患精神疾病的高危因素，包括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及双相障碍。事实上，先前有很多负责突触蛋白质合成的基因均与精神分裂症及其他脑部疾病密切相关，但机制尚不明确。

　　本项研究旨在确定，DISC-1基因与其他蛋白质在大脑发育早期的相互作用是否将影响大脑在成年期对自身结构及功能(即可塑性)的能力。

　　在卡蒂夫大学生物科学学院教授Kevin Fox的带领下，研究团队发现，为实现脑内突触的健康发育，DISC-1基因需要首先与其他两个分子“Lis”和“Nudel”相结合。他们所开展的小鼠研究显示，通过在大脑发育早期使用他莫昔芬阻止DISC-1与上述分子相结合，大脑在发育至成年期后将缺乏可塑性，导致最大脑区的皮质神经元难以形成突触。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个体形成协调思维观念及适切感知世界的能力将因此而受到损害。

　　当大脑已经完全发育成熟后，阻断DISC-1与“Lis”和“Nudel”的结合未显示出对其可塑性的影响。然而，科学家足以精确地给出一个7天的时间窗，即出生后1周内，发生于这段时间的DISC-1结合失败将对大脑日后的可塑性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我们认为，DISC-1是精神分裂症‘罗塞塔石碑’级的基因，对于我们解锁该病所有危险基因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关键意义。”Fox教授指出。

　　“针对上述发现，我们大有可为。我们已经确定了DISC-1的关键时期，这一结果可以指引我们去探索，影响其他脑区的其他精神分裂症基因是否也有自己专属的关键时间段。”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这一关键时期找到治疗这些个体的方法，或通过恢复大脑的可塑性在个体成年后逆转这一问题。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努力可有助于预防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或复发。”

　　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与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Jeremy Hall教授称：“本项研究为以下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实验学证据，即早期发生的细微改变即可导致成年后远大于此的问题的发生。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早期生活事件可升高精神分裂症等成人精神障碍的发生风险。”

　　“医改核心就是价格机制的改革，放开药价也需同步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在近日举行的“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开启就医新时代”暨新华网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主题宣传平台启动仪式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政策室主任傅鸿鹏在发言中表示在“以药补医”机制未能破除、医院绩效和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未能突破之前，即使实施支付价改革，仍然存在着医生诱导需求、推高药价和费用的风险。

　　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而对于放开药价，傅鸿鹏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配套政策应同时跟进，如医疗价格这一块可同步改革。“我的观点是应该在放开药价的同时也要同步全面放开医疗服务的定价，同时配合支付制度的改革，比如总额预算、按病种付费等，否则，单纯的放开药价不是一个好消息。”

　　据了解，在目前可参照的国际成熟模式中，基本上都是医院不开设门诊，全科医生不负责卖药，支付价针对社会药房实施。但在中国，支付价政策对象主要是医院，医院将如何与支付价博弈也存在诸多变数，管理难度增加是必然趋势。

　　傅鸿鹏认为，导致药价越招越高并不是因为市场机制引起的，而是因为扭曲的市场格局，因为医院要靠卖药来生存。但由于近年招标力度的加强，放开药价短时期也不会引起药价大幅上涨。

　　他分析说，“除了最高零售价限制以外，还有招标定价的门槛，这道门槛已经把主要用药的价格都管起来了，因为这第二道门槛还在，对于竞争充分的药品药价短期内不会出现太大波动。但对于新药和进口专利药来说，招标是控不了价的。对此，政府限价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关口作用，但在取消最高限价三五年之后，随着新药越来越多，可能就有问题了。”

　　“解决‘看病贵’涉及到国家经济总实力和百姓就医需求总体平衡的问题。而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医疗制度体系里，一个国家应该规划出每年投入到医疗卫生上的比例，然后统筹资源的利用，这样才有利于合理界定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傅鸿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