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给力暂停营业 送药O2O陷入尴尬

　　药给力“倒下” 送药O2O是“伪需求”?

　　一直被诟病是“伪需求”的送药O2O领域出现首个出局者。5月18日，主打“1小时送药上门”的医药O2O公司药给力宣告公司暂停相关业务。据悉，药给力的“倒下”与融资失败有关。

　　药给力倒在融资前夜

　　据悉，药给力成立于2014年10月，2015年1月上线APP，主打为移动端用户提供在线购药服务，由药店在1小时内药品送达。

　　据药给力市场总监连佳星在微信发布的文章显示，暂停营业之前，药给力已经“有接近100万的注册用户，接近40万的交易用户”。资料显示，2015年6月，药给力获得由同渡创投、平安创投、策源创投投资的数千万人民币A轮融资，成为这一年获得融资的为数不多的医药O2O企业之一。

　　在微信文章中，药给力市场总监总结称，“钱不到账的投资商都是耍流氓。我们团队一度在融资背景艰难的情况下，从去年12月到今天，一直把宝押在了一家已确定投资的传统药企，连投资协议都走完了，变卦其实只在一夜间，但调整已经来不及。”这也被业内解读为药给力倒在了“融资前夜”。

　　根据动脉网统计显示，医药O2O市场上主打快速送药的14家公司，有6家背靠上市公司，剩下的9家出身草根的公司中，4家拿到了不错的融资。但不管出身如何，目前送药O2O的同质化严重，主要在快速送药的时效上做文章。有业内人士认为，药给力的倒下，其实凸显了送药O2O模式的尴尬。

　　O2O送药前景黯淡?

　　工作室近日发布的《医药电商分析测评报告》显示，中国医药流通行业2014年销售总额达到15021亿，预计2015年销售总额为16793亿元，截止到2014年中国医药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仅为68亿元。与美国对比，中国医药电商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美国医药零售市场2013年销售额743亿美元，电商占比是30%。

　　而中国医药零售市场2014年销售额2817亿元，电商占比只有2.41%。但在目前医药电商B2B、B2C和O2O三种类型中，O2O送药，利用网络连接线下实体药店和个人消费者的模式，被诟病最多。

　　工作室对叮当快药、快方送药、好药师-去买药、悦康送、药给力等9家O2OAPP测评显示，O2O医药电商目前主要以覆盖北上广地区为主。从平均配送速度来看，叮当快药配送速度最快，在北上广、杭州武汉五个城市基本一个小时内可以送到。

　　药给力的成绩不算差，虽然在广州配送需要102分钟，但北京上海都保持在一个小时内。从下载量来说，药给力在9家O2O企业中名列第7。

　　工作室刘谦指出，O2O医药电商目前发展遇到多重问题。从政策法规层面来说，目前没有O2O医药电商的相关政策法规出台，行业存在许多灰色地带。

　　记者从国家食药监总局官方网站查询可知，除了悦康送等获得了互联网药品交易资格外，叮当快药、快方送药、药给力等O2O送药平台仅有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并不能提供网络交易的服务。目前网售处方药政策并未放开，而实际上，不少O2O送药平台打擦边球卖处方药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次，从物流配送方面来讲，为了实现快速送药，不少O2O医药电商都在打造自己的物流团队，这也拉高了送药成本。加上平均客单价较低，用户尚未习惯为物流付费，导致送药只能局限在部分局域，多数也处于亏损补贴的状态。而药品消费作为低频次消费，O2O使用场景单一，实际使用需求较低，是最大的痛点之一。

　　另外，在商业模式上，O2O产品没有形成较大的用户规模，短期内也难以变现。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医药电商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价格战补贴战难免，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增强用户黏性，是所有医药O2O面临的挑战。

　　药给力虽然“倒下”，但其他的送药O2O未必没有机会，例如可以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合作降低成本，增加在线问诊、用药咨询、健康管理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对接商业保险，为药店提供远程管理系统，减少药店的日常管理和运营成本等。

　　2016中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暨食品安全大数据高峰论坛今日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食品报社、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工程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发起，聚焦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旨在探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和大数据支持，以加快构建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王伟国指出，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食品安全法》，确立了包括社会共治在内的食品安全工作四项工作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共治理念从政策表达层面进入了法律表达层面，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具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将“社会共治”确立为一项法定原则，新《食品安全法》开创了先河。“几乎同时期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只用了”公众参与“原则，体现社会共治精神。”

　　中国食品报社社长黄国胜表示，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从理念、制度、机制等多维度协同推进，让政府、产业、学界、媒体、消费者等各个主体参与进来，进一步细化各主体的自身权责，明晰各主体的权力边界，构建各主体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治理结构，变“监管”为“治理”，才能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标本兼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如何从概念到实践?王伟国认为，完善制度是基础。制度层面，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监管主体，实现政府监管行为、方式的转变，规范行政委托行为、授权行为，规范引导消费者以及经营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明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的各自法律责任。机制层面，要建立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协同治理机制，切实提升治理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1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中，专门提到“建立食品安全共享数据库，促进”互联网+“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新业态发展。”黄国胜说：“食品安全共治越来越依托食品安全领域各类数据的收集和综合利用，越来越需要通过适时准确的大数据分析。”王伟国认为，建立食品安全共享数据库，能为食品安全指数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撑。通过社会机构进行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也是贯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的有益尝试。

　　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温栎群介绍，食安指数研究作为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的数据智库，将为政府，企业及消费者三方面提供客观的、定量定性、通俗、概括性地数据信息服务，有效实现帮助政府进行监督管理，引导企业生产经营健康食品，面向广大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知识等方面的作用。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工程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于2015年12月批准实施的重要项目。致力于建立食品安全及信息数据的信用征信系统，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据了解，中国食品安全指数研究工程办公室还将与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共同成立一个法律方面的食品安全维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