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科学”中的尴尬

　　2014年12月下旬，“美国《科学》杂志专门为中医出专刊”的消息引发热议，专刊中刊发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的论文也引起关注。不少人认为这是国际顶尖学术界对中医的认可，但也有声音质疑，所谓专刊只是由赞助商花钱出版的广告宣传小册子而已，与专业的学术论文毫无关系。

　　随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和《科学》杂志国际协作、运营与出版副总监吴若蕾，通过北青报回应“花钱买版”的质疑。前者表示，自己的论文“是发表在《科学》杂志S13页的，与‘买广告’完全是两回事。广告页是没有页码的。”后者回应，中医药大学和浸会大学赞助的是这份专刊的出版和发行，不是为了发自己的文章而花钱买版面，目的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医药。这份专刊里徐安龙校长的文章也只有一篇，他的文章能否发表与是否赞助没有关系。但确实是没有经过《科学》杂志的评议，所以作出了特别标注。

　　问题本身微妙，争论还有非常细节化的拉锯。但若仔细梳理两方观点，就会发现争议主要出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科学》杂志的专刊和正刊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没有经过《科学》编辑部评议的论文学术价值几何?

　　从旁观者角度看，专刊接受赞助，内容更偏向科普和推广。显然不能以广告论之，否则不必“组织专门的编辑团队历时三年而成”，也不必特意为徐安龙的文章委托中医专家进行同行评审。对于第二个问题，北青报记者已有调查结论：该篇文章确实未经杂志编委会评估，但经过“同行评审”。杂志编委会没有评估的原因，源自“《科学》杂志内部目前还没有中医领域专家”，且“西方国家也没有这个学科”。

　　这就像一个悖论。赞助这份专刊、发表这篇论文，是为了科普、推广至今为西方主流社会陌生的中医理论，但恰恰因为是“陌生理论”，才使文章陷入了无法进行国际评估、无法衡量价值的窘境。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是为了被认可而发文，但发文的前提却是先得到对方认可，而在《科学》所代表的国际学术的语境内，没有这种认可就等于在论文合法性上有了缺陷。这样看来，这篇论文非广告也非正刊的暧昧位置，恰恰折射了中医在“科学”中的处境。

　　这种本就尴尬的角色，放在舆论场上的多重镜像下，又出现了各种变形。先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荣登顶尖科学期刊”，而经历了一种国内常见的、浮夸的价值演绎;接着，又因为“花钱买版面”的质疑出现，而陷入了另一种常见的、关于学术论文的“刻板印象”。在这一起一落、一捧一踩的落差中，不知道中医研究者和从业者是否也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无论如何，“中医登上《科学》”这一事件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昨天在京召开的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医药大学张伯礼院士主持完成的《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质量过硬、疗效确切的“卫药”品牌，再次受到国人的关注。

　　本市2006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天津市现代中药大品种群系统开发”以来，已经培育出13个年销售过亿元的中药大品种，“卫药”品牌在全国叫响。2013年，本市中成药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8.19亿元，利润总额32.47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位居第五和第三。

　　天津是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有800多个中药准字号产品，40余种独家产品。但产品多，品牌少，全国叫得响的名药更少。专家们在对天津中药产业进行把脉后认为，传统中成药一般采用经验组方，存在剂型落后、工艺水平陈旧、质量控制水平低、品种缺乏临床定位、知识产权缺失、产品科技含量低等诸多问题，导致多数品种销售额无法实现突破，市场占有率偏低。

　　为了振兴中药产业，本市2006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天津市现代中药大品种群系统开发”项目，针对特定中成药品种的特定问题，对症下药。项目以名优中成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关键技术为切入点，在处方优化、药效物质及作用机理、有效成分提取及制剂工艺、全程质量控制等中成药生产研发关键环节开展深入研究，突破了一批共性关键技术。

　　几年来，本市在原有复方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养血清脑颗粒3个年销售过亿元品种的基础上，新增血必净注射液、血府逐瘀胶囊、肾炎康复片、清咽滴丸、通脉养心丸、水林佳、益气复脉、痹祺胶囊等8个年销售过亿元的品种，同时带动金莲清热泡腾片和葆宫止血颗粒2个品种年销售过亿元，使本市年销售过亿元的中药大品种达到13个。

　　通过项目的实施，本市在质量控制、工艺优化等方面申请发明专利75项，授权发明专利21项，申请痹祺胶囊、清咽滴丸等质量标准17项，获批标准8项(其中企业标准4项，国家标准4项)。

　　同时，构建了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为核心的中药二次开发关键技术平台，形成了以张伯礼院士为首、众多中青年专家组成的中药二次开发专家团队，构建了中成药临床定位、整体观系统辨析、网络药理学、工艺品质调优和数字化全程质控等五大核心技术体系，形成了产学研结合进行中成药二次开发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