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近八成发生在学校

　　十年间，东莞市报告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占全市此类事件总数的78.31%，其中过半发生在小学。记者18日获悉，市疾控中心的专家通过流行病学分析，建议政府加强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市疾控中心的专家陈平华在《2005年-2014年东莞市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分析》中称，2005年-2014年全市共报告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48起，占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78.31%。其中，突发传染病事件143起，占96.62%;突发食物中毒5起，占3.38%。突发传染病报告的前三位，依次为甲型H1N1流感、流行性感冒、水痘。

　　东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学校涵盖各类大中小学校以及托幼机构，报告事件起数最多的是小学，占52.7%;其次为中学，占29.73%。陈平华分析认为，首先是因为学生年龄小，是手足口、水痘、风疹等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学校是一个相对密闭的场所，是青少年和儿童聚集的地方，人群密度大，易感人群集中，一旦出现病例容易导致扩散和流行;个别学校的晨检和午检工作没有落实到位，首发病例出现后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隔离，错过了疫情最佳的控制时机。

　　陈平华建议，应该加强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从政府投入到制度建设，切实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也是有效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数量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正在向公共健康发展。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结核病议题与健康传播培训班上表示，“公共卫生过去主要做群体事件，是冲着事件来的，现在是冲着健康来。围绕群体事件和围绕所有人的健康是不同的，而从公共卫生向公共健康的转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随着慢性病的防治开始，管的就不是事件，而是管个人。”

　　对于什么是公共健康?曾光表示，包括“三元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不要理解成完全是个人的，比如良好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特别是良好的适应能力都需要社会和人的磨合，不仅是个体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如果没有好的公共卫生政策、没有好的医疗政策，个人想获得这三种健康是不太容易的，大部分人是获得不了的。”

　　曾光指出，公共卫生是一个大事业，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公有，国家资源，为全民服务，由政府埋单;二是公平，对公民一视同仁，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上;三是公益，公益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以公众健康为目标;四是公开，这是指信息公开、透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五是公信，民众高度信任，积极响应。此外，还包括三级预防。曾光表示，一级预防是指预防疾病的发生，比如传染病的预防、慢性病预防。二级预防是早发现、早治疗，可对疾控系统来讲是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比如现在的体检、疾病的筛查。人的寿命之所以延长，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疗服务里的早期发现，这是人战胜疾病的最佳时机。三级预防是预防或延缓疾病向严重状态发展。比如有了高血压别出现高血压并发症，有了糖尿病了，别出现糖尿病并发症，有了并发症不向严重发症。所以三级预防缺一不可，级别越小，效率越好。比如心血管病，投入一级预防的效益是投入二三级预防的400,比值为1：400。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个人可以做，与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有密切关系。

　　“在三级预防之外，我还提出一个概念叫零级预防。”曾光说，零级预防是通过制定实施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立法，限制健康危险因素赖以产生、发展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从而预防控制不良后果的发生。这种预防的效力比一级预防更高。零级预防的要领是针对公共卫生问题产生的条件和危险因子的预防，因此是最早的预防，也是效率最高的预防。政府是零级预防的主要责任方，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法规、政策来实现。比如控烟，是个很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什么控烟花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事，吸烟率不降反升，原因在哪儿?烟草泛滥关键因素一是烟草成瘾，二是强势的烟草经济，三是烟草文化泛滥。“我们过去大量的宣传都是针对烟草成瘾，单做烟草成瘾是控制不了烟草泛滥的。现在中国控烟，开始对烟草经济‘开火’了。对烟草文化，要求印上肺癌的标志，过去烟酒不分家，今后烟草送礼就送不出去了。” 对于“十三五”期间的重头：深化医改，曾光表示，大医改的目标有三个：一是解决医疗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的问题。公平性是机会均等，减少差距，向弱势群体倾斜。可及性是缓解看病难和公共卫生服务难的问题。二是预防为主，有效利用卫生资源和科技进步成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居民的健康期望寿命。三是以人为本，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改善医患关系，弥补医疗和公共卫生裂痕，提高居民素养，也提高医院和医生的职业素质，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共卫生正在向公共健康发展，二者不能分，我们现在正处于历史转变的关头。”曾光说。

　　30年前开始从事转基因研究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没有料想到，如今他要用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来做转基因科普，也没有料想到当初被认为能改变传统农业面貌的技术，会面临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

　　近日，科技日报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由于误解相关知识和信息、不信任管理部门和科学共同体等原因，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态度持续走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人们的印象中转基因是先进的技术，是好的东西。甚至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款香烟的商标就是‘转基因’。”朱祯说。然而，进入世纪之交，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悄然转变。尤其是转基因重大专项2008年实施以来，转基因技术以及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在我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考验。

　　转化不了的成果

　　直接受到舆论影响的，是我国转基因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与相关产品的产业化研究。

　　调查显示，仅2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支持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18.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由于舆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我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无法交给企业，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说，生物育种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应用价值是评价成果的重要标准。

　　“但现在的成果根本走不到应用这一步，更不要谈产生应用价值，很多优秀成果、优秀的科研人员无法获得认可。”

　　不仅成果转化不了，维护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转基因鱼类来说，要保存研究成果就必须维护一定数量的转基因群体。由于无法交给企业进行产业化，科研人员需要年复一年繁殖已有转基因鱼类、监测其生长和种群动态，仅是大面积鱼塘养护和人工成本就会产生不小的重复投入。”姜韬说。

　　科研人员担忧的，还有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抗植酸酶转基因玉米一度被认为是距离产业化最近的转基因作物。在2009年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之前，已经对其进行了9年时间的相关研究，但至今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由于不了解大规模生产应用的效果，我们无法根据产业链环节对其进行优化。

　　比如在制造饲料工艺过程中，玉米中的酶对高温的敏感度如何?是否需要转入耐高温的植酸酶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世界其他国家也在进行转基因玉米的研究，并根据大规模应用情况对相关基因性状进行优化。“我国在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迟迟不能产业化，未来我们是否能继续保持领先，我说不好。”林敏充满忧虑。

　　长不大的产业

　　激烈的舆论，未定的产业化前景，让曾对转基因技术抱以热望的种业企业感到彷徨。

　　“我接触过的种业企业中，大都觉得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遥遥无期。”林敏说，由于舆论导致的政策风险未定、产业化前景不明朗，我国的转基因产业一直没有更好地发展起来。“由于风险过大，小型种业企业不可能参与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大企业投入转基因研发推广的资金也很有限，而国际种业巨头仅一个企业投入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品研发的经费，就超过我们全国的投入总和。”

　　“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也不是产品研发，而是缺乏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级企业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没有激发起企业的兴趣。”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认为。

　　然而，并非所有转基因推广企业因“反转”舆论停滞不前。朱祯表示，1996年国际上三大种业巨头企业仅占据国际种业市场8%的份额，2012年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大种业巨头市场占有额蹿升到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