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能不能吃肉”看健康中国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致癌物”。新鲜牛羊肉等红肉列为“较可能致癌物”。一时之间，“还能不能吃肉”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肉制品销量已经受到影响。

　　人们当然关心健康。从个人层面说，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几乎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所以，人们喜欢把健康和其他成就的关系，比喻为“1”和“0”的关系。从家庭层面说，如果家庭成员罹患疾病，就可能成为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降低全体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说，社会成员、国民整体的健康水平，影响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水平。

　　因此，最近几年来，全社会都掀起了养生保健的热潮。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首次将健康中国写入公报。

　　然而，从此次关于“还能不能吃肉”的争论看，这些年来席卷全社会的养生保健热潮，其科学含量还是比较低的。尽管人人说养生、个个爱保健，但即使是一些基本的健康科学常识，也没有在群众中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加工肉制品和红肉被列为“致癌物”和“较可能致癌物”，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只要控制摄入量，加工肉制品和红肉的致癌风险并不高。吃一顿肉就担心罹患癌症，简直就是杞人忧天。

　　致癌物、致癌风险和罹患癌症，是互相关联、但更有本质区别的三个概念。不少日常食用、使用的物品都具有致癌性，但其致癌风险大不相同。比如说，阳光、酒精和烟草都被认为具有致癌性。但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过于猛烈的长时间暴晒，日常生活中多晒晒太阳还是被倡导的。酒精只要控制摄入量，健康人偶尔小酌一番也无大碍。至于烟草，因为其可能直接导致多种恶性癌症，那当然是离得越远越好，最好终生都不要触碰。

　　加工肉制品和红肉的致癌风险虽然不高，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海吃胡塞而高枕无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传染病被有效控制，慢性病高发频发，以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为代表的慢性病，病因复杂、难以治愈，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

　　一般认为，慢性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充满压力的精神状况，以及普遍缺乏运动，是罹患慢性病的重要原因。肉类摄入过多，尤其是过度摄入肉制品和红肉，是现代饮食习惯对于健康的一大危害。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物结构，也是诸多慢性病滋生蔓延的温床。

　　对于这些最需要普及，最需要群众知晓遵行的健康常识，风行全社会的养生保健恰恰宣传得很不够。那些最受人追捧的养生保健文章往往表现出“神医情结”，或者“灵丹妙药”的情结，总喜欢宣扬谁谁谁可以药到病除，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能包治百病。在这种风气熏陶下，一个又一个“神医”被追捧起来，一件又一件“神物”粉墨登场。这些缺少医学科学常识的养生保健，不但对健康无益，还很有害。

　　健康中国的愿景，离不开国民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现代医学体系因应治疗而生，在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方面也非常有效。

　　但是，面对大规模慢性病的挑战却显得力不从心。慢性病病因复杂、难以治愈，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普及健康知识，干预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控制管理已发病例的恶化进程。但是，要做到这些实属不易，尤其是大规模干预居民生活方式方面，可能超出了现有医疗体系的经验和能力。

　　在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慢性病连年走高的背景下，将“健康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十分必要。否则未来一二十年，我国的医疗体系可能很难应对慢性病高发带来的挑战，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政府财政，甚至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可能被国民健康问题拖累。

　　从类似于“还能不能吃肉”这样的问题入手，在国民中系统普及科学的健康知识，在饮食、作息、运动、精神心理等诸多方面普遍地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概率，可能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未雨绸缪之举。

　　“以《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年～2020年)》作为‘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说明我们的目标已经回归到以保障人的健康为中心，不再是从部门业务的角度强调服务体系建设和能力提高，不再仅仅着眼于解决看病就医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表示，制定中的《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站上了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新高度，表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理念已经发生质的飞跃。

　　“健康+”时代来了

　　“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健康+’时代到来了。促进国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认为，未来5年，促进健康应该被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所有政策在制定时都要加入是否有利于人民健康的考量。

　　国民预期寿命增加一岁，是建设健康中国下一个5年的总目标。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肖月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卫生系统对预期寿命的整体贡献率仅为20%左右。我国研究显示，卫生服务对人均期望寿命的贡献率约为19.3%。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趋同，说明卫生相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有限，提高预期寿命还需结合其他社会领域的政策和措施。

　　李玲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国民健康政策。“十三五”期间，健康政策的内容应该不断丰富拓展，所有公共政策都要朝着改善国民健康的目标发力。“我们正走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正确道路上。我认为，最好的时代来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告诉记者，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不能仅靠卫生系统一己之力，需要社会各方通力合作。为此，《规划》应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城市规划是否符合健康理念，工程项目建设是否符合健康要求，社会政策是否有助于健康促进，以及财政预算支出是否充分考虑到健康中国建设的需要等。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雷海潮眼中的“十三五”规划，包含了从推进立法到健康评价，再到建立运行新机制等多个方面。他认为，未来应落实宪法中有关保护和增进公民健康权利的内容，并积极推进基本医疗卫生立法，使公民健康权在立法、制度、服务提供等层面得到有效保障。要探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机制，由卫生部门承担起健康影响评价的公共责任，有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保障国民健康必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障和增加公共投入。

　　建立一体化的大卫生体制

　　尽管卫生投入始终被认为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但肖月告诉记者，由于卫生系统只管事、不管钱，缺乏调动资源的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并没能以最经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近年来，在卫生总费用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要在不增加财政和居民经济负担的同时，确保更多健康需求得到满足，更需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肖月举例说，残联为社康中心购置了许多康复设备，却由于缺乏专业人员而闲置;民政部门把养老院规划在远离优质医疗资源的郊区，也无法说服老年人入住其中安享晚年;而我国卫生专家从世卫组织推荐的66项有效干预妇幼健康的措施中最终筛选出最有效的24项，很多还没有被纳入医保。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迫切需要《规划》尽快改变当前的卫生治理体系，整合卫生筹资和服务监管权利，融合卫生和社会服务各领域的健康相关资源，并确定优先投入领域和具备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从而确保健康受益最大化。

　　李玲坦言，很多健康促进政策没能实实在在落地，是因为执行部门的“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权力分散，责任缺位。中华医学会秘书长饶克勤说，以慢病为例，防控策略执行力较差的原因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不够，投入不足，社会关注不够，政府主管部门执行力和监管力不够，缺乏有效的部门协调等。

　　在李玲看来，建立一体化的大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随着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应该成立国家健康委员会，建立全面健康治理的组织体系、决策平台和协调机构。此外，要在各级政府的党政领导中，树立全面健康治理的理念。“考核干部的政绩不能再看GDP，而是要看他管辖的那个地区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慢性病发病率，这些指标最能综合全面地反映改革成果。”

　　告别“以病为本”的服务体系

　　“健康中国是个好命题，医疗卫生系统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核心和骨干。”曾益新指出，下一步，做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制度改革，也是健康中国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他说，如果把现在的服务体系比作高楼大厦，那么，基层医疗技术薄弱和医疗资源匮乏，就是制约整栋大厦建设高度和坚实程度的短板，应该把这个短板补齐。他特别提出，基层全科医师队伍是撑起大厦的基础，“对于这支队伍的建设，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活着和健康地活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肖月表示，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慢性病发病率呈井喷之势，这使得原有的以公立医院为主、关注急性病诊疗的服务体系已经难以满足预防、诊疗、康复、长期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多种基本健康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实现对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努力让人生来健康，活得长久，走得安详。

　　肖月还告诉记者，“以病为本”的传统医学模式和以晚期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对提高健康水平作用有限，却导致高投入、低产出，严重浪费有限的资源。根据世界各国的改革经验，树立大健康理念，加强基层诊疗服务能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并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改善人口健康的主要路径。

　　雷海潮表示，“十三五”规划蓝图还应该针对我国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和疾病风险因素，扩大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建立省级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显著降低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病和主要地方病的经济负担。同时，应落实政府责任，破除公立医疗机构存在的逐利机制，促使其为患者提供优质适宜的诊疗服务，回归促进健康、减少疾病的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