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卓称促进中药饮片市场规范发展

　　“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对中药饮片监管力度的加大，曾经混乱的中药饮片市场秩序得到了一定好转，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中药饮片市场秩序不容乐观，中药饮片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相对于化学药品而言，中药饮片监督抽检不合格率相对较高，不但对人民安全构成威胁，也影响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中药饮片原材料质量监管，严格监控中药饮片制作过程，同时加强中药饮片加工炮制人才培养。尽快在以往中药化学成分检测标准的基础上，完善和改进新的标准，以求检测的成分能够较好地反应饮片的质量和效应。”

　　各种中药原药材是制作中药饮片的主要原材料。这些中药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中药饮片的疗效。不过，中药品种多，即使是同一种中药材，产地不同或种植方法不同，有效成分含量和功效也会有很大差异。例如，红花在我国新疆和云南等地都有出产，但由于两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两地的红花功效也明显不同。再如葛根，山东和四川均是葛根主要产地。山东葛根每100克中含葛根素、大豆苷和大豆苷元分别为3.22%、0.56%、0.04%，而四川葛根仅为0.63%、0.08%、0.05%。

　　史大卓通过调研发现，虽然不同产地的同一种中药功效不同，但国内对这方面监管和规定较少，许多药品生产企业因此只图进货方便而不考虑药效，在生产中药饮片时将名称相同但产地不同的中药原料相互替代。更有甚者，一些不法药品生产企业会在中药货源紧缺情况下为利益驱使，用较次甚至假药材充当好药材制作中药饮片。

　　“目前，我国存在对中药饮片加工炮制过程监管不善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对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方法监管不善，主要原因是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方法十分复杂，对加工炮制中药饮片过程进行监管，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制定详细的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流程，而且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人员来实施。”史大卓表示，“由于中药饮片有上千种之多，因此为所有中药饮片制订详细的加工炮制过程是个较难完成的任务。同时，我国目前具有加工炮制中药饮片专业知识的人才较为缺乏，相关部门即使制定了详细的中药饮片加工炮监管方法，也难以保证顺利实施。”

　　除此之外，史大卓认为，“中药饮片检测水平有待提高，即使按照2008年的药典，每个样品检测的要求也只是一个或两个主要成分，难以反映整个饮片的质量和不同地方来源饮片的差异。”

　　“原材料质量好坏是影响中药饮片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史大卓建议，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详细的中药饮片原材料监管方案，对不同产地、不同种植方法的同一种中药原料的使用方法和功效做出明确规定，以免生产企业在生产中药饮片时出现用不同产地同一种药物相互替代的情况。

　　“加工炮制过程是将中药原材料制成中药饮片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容易出现质量问题的环节。”史大卓建议，要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加工炮制中药饮片过程的监管。虽然中药饮片种类繁多，加工炮制方法千差万别，不可能为所有的中药饮片都制定详细的加工炮制流程，但可以为同类型中药饮片制定统一的加工炮制流程和相关标准，以便药品生产企业有相关标准可以参考，避免因出现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方法混乱而导致中药饮片质量下降。

　　近年来，中药成分分析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相关技术设备发展迅速，且大量饮片的化学成分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对此，史大卓进一步建议，应尽快在以往检测标准的基础上，完善和改进新的标准，以求检测的成分能够较好地反应饮片的质量和效应。

　　至于中药饮片加工炮制人才培养方面，史大卓认为，加强中药饮片监管人员的定期系统培训，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和考核方案，特别要对监管中药饮片加工炮制质量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培训，使其能全面掌握中药饮片药理、调剂、加工和炮制技术，为中药饮片监管工作的实施提供保证。

　　国务院今年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发展目标。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建议，“应加大科研投入，制定并落实中医药产业发展鼓励政策，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中医养生保健、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产业化全面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推进中医药产业化发展方面，杨金生建议，首先，应加大科研投入，借助现代技术，推动重大新药创新、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取得新进展，实现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其次，应制定中医药产业发展鼓励政策，保护利用中药资源，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中药生产、流通和监管体系;再次，应加快推进中医养生保健、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如在国家援外的医疗机构中开展中医药和针灸服务，多途径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增强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和贡献度。

　　除此之外，杨金生建议，应进一步夯实中医药工作的组织架构。具体来讲，应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定期召开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研究中医药发展具体政策措施和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分工与合作，加强指导和督查，确保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规划职能，加强市县等地方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各省市也建立相应的厅局办联席制度，与中央跟进看齐，防止“高位截瘫”，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中医药发展，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的落实。”杨金生强调，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的落实。逐渐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监督体系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医药服务的管理政策机制，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增加中医药章节和项目，在健康中国(2016-2030年)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和特色，在中华文化中突出中医药保护和传承，让中医药惠及百姓，助推健康中国;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政策，完善中医药服务的鼓励政策，如中医药服务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等。

　　对于如何进一步把“中西医并重”方针落到实处，杨金生认为，一是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临床服务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在卫生主管部门出台的各项政策制度、战略规划、项目任务时，充分考虑和照顾体现到中医药，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如《基本卫生法》等;二是尊重中医“师带徒”和一技之长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坚持中、西医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特色发展，如在综合医疗机构中开设中医科室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三是将适宜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和院内制剂等项目纳入医保范围，适度提高中医类体现劳务技术项目的服务价格，发挥中医药在用中国式方法解决世界性难题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