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打通食药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

　　黑龙江省按照“有职责，有岗位，有人员，有手段，落实现场检查职责和市场产品抽检职责”这一食药监管工作总纲，积极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打通食品药品监督“最后一公里”。近一年以来着重加大食药监执法队伍建设，在13个地市组建市场监管机构，加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块牌子，在132个县全部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把食品安全作为综合执法首要责任，并设立了758个乡镇街道食药监管机构，全系统基层执法人员增加1650人,村屯社区配备6000余名协管员。

　　为了更好宣传食药监政策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黑龙江省各地通过划片包干，就近培训最基层的食药监协管员。春播季节，有人到田间地头讲解农药化肥施用量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节庆假日，有人到农村聚餐现场传授防治食物中毒知识。讲解人既有“洋教授”也有“土专家”，力争让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据统计，黑龙江全年培训乡镇基层监管人员和农村协管员1万余人次，形成一支管得好、靠得住的食品药品监管队伍。

　　黑龙江注重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共抓食品药品安全。在齐齐哈尔，不少食品企业对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的参与积极性很高，一些企业还自费购置检测设备。齐齐哈尔大金山神鹤酒店是市民举办婚宴经常选择的一家酒店。为了保证顾客饮食安全，该酒店斥资数十万元购置食品安全检测设施，打造了国际标准化厨房。在该酒店检测间，记者见到检测员正在对当日酒店自制的熏酱猪手作亚硝值检测，合格后才供应餐桌。酒店董事长赵庆魁说：“食品安全搞不好，企业也不会经营好。我们聘请了100名义务监督员，监督食品安全。”

　　为了让产品的质量更有保障，不少企业建立了全程可追溯体系。记者在位于甘南县的飞鹤乳业甘南乳品公司看到，质检员正随机选出一罐从市场买来的奶粉产品，用手机扫描底部二维码。随后，这罐产品的奶源进场、半成品原料进场、箱位、批号、包材、生产指令、包装车间、成品入库、出厂批次、运量、经销商、销售门店等18项“身份信息”全部显现。公司经理张金东告诉记者，为确保奶源安全，企业自建10万头奶牛的绿色牧场。全程追溯体系建立后，任何环节的责任人都能找到，更增强了消费者对飞鹤品牌的信心。

　　针对高风险食药产品，黑龙江食药监部门规定，将进行定期抽捡，重点检验农兽药残留、添加剂滥用、致病菌等安全指标，不合格信息将在第一时间公布;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管则更严格，实行驻厂监管;对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大型聚餐场所、食堂和配餐企业实行每周一次监督检查;对国家抽检发现不合格问题，采取一对一方式约谈，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据介绍，目前，黑龙江食药监部门已处置不合格产品208批次。

　　一、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情况

　　食品行业占据美国经济极为重要的位置，政府历来重视食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其有关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历史久远，底蕴深厚，运行良好。19 世纪中后期，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攀升，政府加大了对食品、药品掺假及错误标识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政府的引领下，公众全面参与和声讨制止食品安全不法行为。

　　为应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美国政府于1906年颁布《联邦食品和药品法》，1938 年颁布《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该两部法律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任何人生产任何一种法律规定的掺假或错误标识的食品或药品，都属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法院将对其监禁一年，或处以5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监禁和罚款并罚。多次犯本法规定之罪的，法院将处以 1000 美元以下的罚款，或监禁一年，或者并罚。1980年，《联邦肉类检验法》颁布实施。目前，美国在与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斗争过程中，已经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全面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使美国食品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信任度。该法律体系以联邦和各州法律及行业的法定职责为基础。除了上述几部核心法律之外，美国规制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还有很多，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联邦肉类检查法》。这些法律法规，既有对食品安全的笼统规制，也有详细的规定。如《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规定，任何人在据本条定罪之后，又实施这类违法行为，或者以欺骗、误导为目的实施这类违法行为，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者一万美元以下罚款，或者并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如发生在美国的“毒生菜”、“毒菠菜”、“牛肉召回”“花生酱事件”事件，都促使美国食品安全领域法律规制不断完善。

　　2001年，几经修改，《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最终实施，该法根据现实情况，对食品安全标准做了全新的规定，同时制定了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与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迄今为止，美国食品法律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食品类型，制定了严格而具体的标准和监管程序，形成了成了一张非常严密的食品安全保护网。

　　二、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特点

　　美国系英美法系国家，采取判例法的形式，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其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以附属刑法模式出现。20世纪，美国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剧增，手段翻新，社会危害性大，该时期立法较为集中。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完善，美国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法制建设最先进的国家。其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约束面大，规定细致。除了生产者、销售者，美国还将其他涉及到食品安全人或者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规定了严格的责任。

　　立法上，将不同犯罪的故意，作为犯罪情节予以考量。美国食品安全还采用了大量的解释性立法。解释性立法不同于立法解释。刑法中的解释性规定不等同于立法解释，否则会扩大立法解释的范围，甚至出现类推解释。《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对于人为改变的食品规定了详细的解释。《肉制品检验法》、《家禽产品检验法》、《蛋产品检验法》等也都对人为改变、错误标识进行了解释性立法。解释性立法优势明显。法律制定者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解释。

　　三、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之分析借鉴

　　概览上文，可以发现中美食品安全领域刑事立法及规制，都采用最严厉的措施保障民生安全的立法趋势。然而两国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亦存有不同。首先，立法方式存有不同。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主。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主要分布在统一的刑法典当中。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刑法典立法空间、规制范围有限，只调整了生产、销售两个环节，对于储藏、运输、持有等行为没有相关规制。美国系英美法系国家，采取判例法的形式，食品犯罪立法，采取的是附属刑法方式。

　　相比我国的立法模式，附属刑法的立法方式在规制食品安全问题上优势明显。除了《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外，美国食品犯罪立法主要分布于食品类的行政法律法规中。这样可对不同的食品类型作有针对性的规定，确保了食品安全刑法规制深度和广度。如今，食品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复杂，统一的刑法典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不能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众环节作出完善的规定。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

　　其次，在责任承担方面，我国采取的是罪过责任原则。行为人必须主观上存在罪过，才能被定罪处罚。在食品生产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明知其生产的食品存在有毒、有害或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形，有可能出现归责盲点，甚至有遗漏犯罪之嫌。美国实行的是严格责任的原则。只要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故意还是过失，都应给与相应的惩罚，可见美国对于食品安全严厉的规制和重视。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犯罪主观上既有故意也包括过失。如德国《食品与日用品法》规定，因过失违反法条规定，以足以危害居民健康的方式，对食品进行生产加工的，应当进行处罚。

　　最后，在食品安全领域美国存有大量的解释性立法。我国的立法规定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何为有毒、有害食品。这种差异的出现，主要基于两国刑事立法文化与习惯的不同。1979年刑法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后来，1997年刑法依然是粗线条的立法形式。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会有数目庞大的司法解释的原因。以行政法律法规为支撑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定略显单薄。客观上，我国也有解释性立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