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母亲所生的婴儿在2个月时更胖

　　5月12日最新发表于Diabetes Care上的研究显示，伴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即使控制得很好或婴儿出生后以母乳喂养——在婴儿2至3个月大小时，仍然比健康母亲出生的婴儿胖16%。在出生时存在的脂肪体积没有差别。

　　这个研究是首个证明相对于出生于健康母亲的婴儿，出生于妊娠期糖尿病母体的婴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会储藏更多的脂肪。

　　“这个研究说明，出生于妊娠期糖尿病母亲的婴儿，在幼儿早期有着更多的脂肪组织，这可能会预示着一些长远的健康问题。”该研究的第一作者Karen Logan说道，她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重要的是，应该鼓励这些后代去进行锻炼以及在成长中维持健康的体重。”她补充道。

　　研究通过全身MRI进行脂肪组织的评估

　　过去的研究显示，妊娠期糖尿病和后代超重、肥胖之间存在着联系。

　　最近发表的研究发现，妊娠期糖尿病和/或体重增加过度会使后代在生命头10年的肥胖风险增加，即使婴儿的出生体重是正常的。

　　高血糖症和不良妊娠结局(HAPO)的大样本研究发现，母亲有妊娠期糖尿病时，婴儿在出生时会更胖(Diabetes. 2009;58:453–459)。

　　但是，HAPO研究使用的是间接的技术进行脂肪测量的。

　　Logan指出，这个新研究使用全身MRI直接测量脂肪组织。

　　研究包含86个婴儿(糖尿病组：n=42;控制组：n=44)，这些婴儿于2011年10月至2014年10月出生于英国切尔西和伦敦。这婴儿在出生后不久以及8至12周龄时进行MRI扫描。扫描定量全身和区域脂肪组织含量，以及肝内脂肪组织含量(这和内源性肥胖和代谢性疾病有密切关系)。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血糖水平控制良好，第三孕期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平均值是5.3%。大部分的婴儿都母乳喂养到8至12个月(糖尿病组71%，控制组74%)。

　　在大约11天龄时，妊娠期糖尿病组和控制组有着相似的总体脂体积(P = 0.55)。但是，到了10周龄时，相比于控制组，出生于妊娠期糖尿病母亲的婴儿的总体脂体积显著增高(P = 0.01)。

　　即使校正了婴儿体型大小之后，10周龄时，妊娠期糖尿病组的总体脂体积仍然显著大于控制组(16.0%, P = 0.002)。

　　但是，在每个时间点上两组之间的脂肪分布和肝脏脂肪含量都没有显著差异。

　　虽然童年期间发生肥胖可能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体重增加，但是这个研究显示也许存在着其它的因素，因为有些肥胖发生在婴儿早期。

　　妊娠期糖尿病对脂肪含量会产生独立的影响吗

　　在校正了婴儿性别和母亲妊娠期的体质指数(BMI)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这提示，妊娠期糖尿病对婴儿的脂肪含量有着独立的影响。

　　Logan推测，解释这些结果的可能机制，包括子宫内的程序性变化、母乳成分的改变以及婴儿的食欲出现差别。

　　“如今重要的是，评估肥胖对这些婴儿未来健康的影响，以及治疗以减少肥胖是否会提高妊娠期糖尿病母亲的后代的长期代谢健康。”她总结道。

　　这个研究的研究人员没有制定官方的计划去对这个组的婴儿进行后期随访。但是，HAPO研究人员计划随访这些孩子到10岁，以评估妊娠期糖尿病和婴儿期肥胖对代谢健康和肥胖的后续影响。

　　最近，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报告确认在美国有超过500万例患者，并且认为该疾病的死亡人数比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综述还要多。

　　根据柳叶刀神经病学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委员会的说法，“针对该病的有效治疗可能是现代医学最大的未满足需求。”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者确定正确的优先级来寻找治愈方法，从而调整研究团体与社会的目标。

　　然而，目前许多研究的重点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前阶段以及发展干预措施，来预防临床症状，而不是在处理未能满足的临床需求。这种强调预防的策略充其量是自相矛盾，直说则是不太“道德”，但这一决定是明智的。

　　许多正在实施的研究将人们暴露于干预措施之中，以预防一种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患上的神经系统疾病，而有些试验是有争议的。中年时期的饮食习惯和体育锻炼可改变老年时认知障碍的风险。

　　一些研究试图通过调节这些风险因素来阻止认知能力下降，并且在科学和道德层面有了一个良好的无可争议的理由。

　　然而，神经退行性疾病二级预防干预措施的理由(即，对于那些被认为比同龄人的疾病风险更高的患者，在临床症状显现出来之前通过试验来阻止或延缓神经退行性疾病)仍存在争议。

　　即便如此，临床前神经变性疾病的二级预防研究进展仍然是柳叶刀神经病学即将到来的会议的重点，将会有专门的论坛来讨论此方法的不确定性和伦理问题。

　　科学挑战，任重道远

　　如果干预的安全性是不确定的，将健康人暴露到不确定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奉献中也是不道德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试验而言，研究团体应当保证和优先考虑的都是什么?

　　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生理级联反应在可做出临床诊断之前便开始了。一般人们认为，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将削弱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威力，最终停止或延缓疾病发病的几率就越大。尽管如此，研究中没有证据支持假设，即比起在晚期临床阶段针对这些病理生理机制的临床治疗，早期的治疗存在更大、更有益的影响。

　　为了检验这样一种假设，在设计与实施研究的困难包括：根据疾病风险和预计到发病的时间确定纳入标准;将研究成果与临床症状出现联系到一起可能需要数年的随访评估，由于很多参与者都不会发生疾病，这会影响病例脱落率和统计能力;由于长期治疗相关的风险，疾病修饰治疗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安全性结果进行密切监测;围绕公开疾病风险的道德问题和评估不良事件的可能性或意外结果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参与。

　　最后，临床试验始终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涉及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二级预防试验极具挑战性。

　　科学是随着挑战的应对而进步的。不好的研究(如效力不足的研究)是不必要的，然而，科学必须谨慎接受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基础研究为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和选择特定治疗靶点铺平了道路，遗传学和生物标志物研究也是关键信息的主要贡献者，并且需要工具来建立严格的二级预防研究。

　　遗传证据现在可以根据年龄来指导研究参与者的危险分层，不仅对突变基因携带者，也对与偶发性疾病有关的等位基因和变异型。

　　大脑结构和代谢的放射性标记和蛋白质沉积有助于在临床前状态鉴别风险。脑脊液的生物学标志也可以对早期诊断起提示作用。

　　实证是反驳研究假设的唯一科学方法。若通过证明阿尔茨海默病可在临床症状明显出现前被制止，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有利影响，那么科学界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