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咋就变成牛肉 提货券变迁背后商家转型轨迹

　　读者裘女士有一张某水产店的“VIP海鲜提货卡”。近日她致电本报维权热线反映：“前几天我去提货，发现总部和提货点都关门了。联系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现在老板转卖牛肉，问我是否愿意提取同等价值的牛肉。我表示愿意，但对方又表示目前牛肉没货，有货了就会联系我们。我想知道确切的提货时间，希望得到维权热线的帮助。”

　　消费者说

　　究竟几时可提货?

　　消费者裘女士：我有两张VIP海鲜提货卡，每张面值2000元。前年，我提过一次货，现在还有一张2000元的提货卡。去年11月，我去提货，当时觉得店里那些海鲜不是很新鲜，于是就没有提货，想等店里进了新鲜的货再去提。

　　这家店是连锁的，后来，我找到总店，发现总店的原址已经换了其他商户，我从总店原址隔壁的商家那里得到了原水产店提货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该负责人表示，现在老板转卖牛肉，问我是否愿意领取同等价格的牛肉，对此我表示认可。该负责人告诉我，有货了就会联系我领取。

　　之后，我又等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接到该负责人联系我提货的通知，我又多次联系该负责人，他都说：“现在没有货，有货了就联系你们提货。”然而我一等再等，都没有得到确定提货时间的消息。

　　商家说

　　老板不卖海鲜卖牛肉了

　　牛肉暂未到货

　　(记者联系上消费者所说的这位提货负责人郎萧龙，他作出如下回复。)

　　提货负责人郎萧龙：去年年底，就联系过提货卡持有者前来提货，当时他们把提货点的海鲜都提完了。现在提货点没有货。因为这个卡是2013年发售的，卡片后注明，有效期为2年。也就是说，到2015年，这个卡已经过期了。

　　现在老板转做牛肉生意，对于前来询问提货事宜的消费者，我向他们解释过，并且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接受提取同等价值的牛肉。因为老板刚转做牛肉生意，目前货物还未完全到位，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针对裘女士的情况，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在每月月底联系我，一旦货物到位，我们就可以安排她前来提货。

　　(记者将该负责人的说法反馈给消费者，消费者裘女士表示：“我不认同商家说的卡已经作废的说法，当时我前往提货点提货，提货点的收银员和我说：‘有价消费卡是不会过期的。’所以当时我才没有一次把提货卡全部用完。我可以接受商家给我同等价值的牛肉代替海鲜，并会在每个月的月底继续联系商家提货。”对于裘女士最后是否能提到货，本报还将继续关注。)

　　律师说

　　有证据证明在有效期内无法提货时

　　消费者可要求商家延长有效期

　　律师事务所律师：此事例中，商家销售的提货卡后确实写明了有效期为两年，若商家能提供售卡记录或开卡记录等相关证据，证明该卡确实已过有效期，那此事例中，消费者维权确有一定难度。

　　若消费者可以证明自己是在有效期内前往提货点提货，因商家没货而导致提货时间一拖再拖，最终使消费者在提货卡的有效期内没有提到货，则可找商家维权，要求商家延长有效期至提到货时止。

　　另外，购买提货卡、进行预付式消费的消费者请注意

　　1、消费者在办卡、购卡时，应看清卡项的相关说明，如商品的式样、规格、卡片的有效期限等。消费者应妥善保管办卡的相关单据，并保留与商家交流的证据等。

　　2、若提货卡临近有效期届满时，商家出现了没货的情况，在有效期内，消费者可与商家协商延长有效期限，并保留延长时间的书面凭证。

　　3、若提货卡过了有效期限，消费者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与商家进行协商，从而获得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法。

　　将王安石变法与互联网医院放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二者是对等的，而是将王安石变法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作为当下笔者所处行业的一面大镜子，从历史中寻找共性，从而将今人看不清的互联网医院现象借助历史的积淀进行分析并试图与读者一起寻找解决互联网医院这一未知模式的可能的可行办法，至少可以避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一 前提

　　“公元11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这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文章《有感王安石变法》的开篇之语。黄仁宇先生的有感，是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深入的专业剖析后之感，而笔者对王安石变法的“有感”，则是基于历史学家对王安石变化失败原因的阐述和分析之上，联想到当前国内“互联网+”的“颠覆”大潮下的种种现象，尤其是笔者较为熟悉的互联网医疗领域的“互联网医院”现象相似之处甚多，于是“听从了”老富兰克林的教导，将这两件“体量”不等的事件“牵强附会”地放在一起小议，期望能让这份不成熟的思考走到众人前面，把对“互联网医院”的美好“愿望”留在后面。

　　在开始分析和讨论之前，笔者还需要对这次讨论设置一些前提条件，因为王安石变法这样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学界的观点众多，笔者不想也毫无能力陷入非己专长的历史专业讨论的口诛笔伐之中，只是选择笔者比较认同的史家(如：黄仁宇先生)的相关论述作为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原因的大体定位，以此为基础来讨论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现象。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互联网医院”进行一下定义，我们既要杜绝掉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互联网医院运作者们的尴尬定位，也要避免其他类似“网络医院”“云医院”“网上医院”等近似或类同概念的干扰，作为未来医院互联网化或者“移动医疗”后的终极模式，我们在这里将“互联网医院”定义为一切医疗服务和管理运维都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医院。

　　无论以上那种模式，从其宣传所涉及的应用功能来看，仅是医院少部分“次环节”(对比医院业务的核心环节，参考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互联网和医院究竟谁化了谁?》)实现互联网化，比如医院实现了在线预约挂号或者“开出了在线处方”，这样的医院是否可以称为互联网医院呢，笔者认为：将部分实现医院互联网化理解为互联网医院的某一阶段，这种中间阶段笔者所属的54Doctor团队愿意称之为“医院互联网”阶段，医院互联网阶段中部分互联网应用的实现并不等同于互联网医院的实现。

　　二 共性

　　“互联网医院”作为未来医疗行业发展的一个远期模式，其立意之高，对当下社会的影响之深远，从行业的“狭隘”眼光来看，这种所谓的“颠覆”性变革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变法之于宋代，笔者将二者共性总结为以下五点：

　　(一)都属于被“推动”的“势在必行”的变革

　　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皇帝上台后面对“三冗”(冗兵、冗官和冗费)“两积”(积弱和积贫)的危机局面下，全社会“变革”呼声此起彼伏，不得不推动的一场由当时“众望所归”的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互联网医院则是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以药养医”等等问题和国家推动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一句顶一万句”的“互联网思维”主导推动的“移动医疗”变革。

　　其特点都是存在种种问题和危机的情况下，“势在必行”的变革。一个选择了王安石，一个选择了互联网。当然，这二者除了人与“非人”的区别外，前者是当政者的选择，而后者并非当政者的选择，而是资本市场、当下部分医院、相当部分媒体和从业者的选择。笔者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并非要做完全平行的对比，而是借助历史这个标尺来衡量当下的现象，正如倔强的犹太人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在生成演变中去”。

　　(二)都是拥有“崇高理想”的颠覆性创新

　　王安石著名的“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气魄、勇气和决心绝不亚于当下“互联网思维”鼓吹者们所倡导的颠覆和偏执，这也是笔者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和讨论的着眼点之一。

　　王安石变法试图将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其理念不可为不“颠覆”，而提到“颠覆”，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们就更不会陌生了，近年来“颠覆医疗”甚至“让医生失业”等“颠覆”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按照本文对互联网医院的定义，相对于当下医院的运营模式，互联网医院一定是“颠覆”的，作为未来医院互联网化的终极模式，笔者深以为然。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这样的不顾一切的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仅有这样气魄的起始就够了吗?笔者会在下面的问题分析中继续讨论。

　　(三)都面对一个庞大的所谓的“守旧派”

　　我们的中学课本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对改革的“激烈反对”和“采用各种办法阻止改革”，且不论此观点的正确与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作为反对“新法”的重要力量则是公论。在互联网人士(我们姑且称他们为推动互联网医院的“改革派”)看来，医院和医生群体作为医疗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阻碍推动“互联网医院”的“守旧派”，正是因为“守旧派”对于传统医疗模式的惯性思维和封闭的行业运作模式以及“你知道的”体制问题，导致互联网医院举步维艰。要让“三十年后的医生失业”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改革派”与“守旧派”的“鸡同鸭讲”的两极态度。那这个所谓的“守旧派”究竟在变革中起到什么作用呢，仅仅是阻碍作用，抑或是本文下面探讨的“中坚力量”也未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