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小镇109人患尘肺病 村民吃甘草片续命

　　陕西山阳县石佛寺社区麻庄河村是“尘肺病”村庄，而今已被查出的100多个尘肺病人中，已有30多人去世。

　　“我镇总人口22735人，截至2016年1月20日，共有109人被确诊为尘肺病;有24人疑似患有尘肺病，需进一步诊断鉴定;有28人因尘肺病去世。更令人忧虑的是，确诊人数短期内可能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3月底，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在陕西商洛市山阳县举行尘肺病农民工救助回访座谈会，该县西照川镇镇长苏群山在介绍情况时说。

　　王淑梅今年54岁，她自己这20多年都是围着丈夫转，三天两头要吃药打针。三年前就看到丈夫快不行了，家里赶忙做了一副棺材。最近丈夫病情进展很快，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丈夫魏立炎平时吃饭都离不开吸氧机，每天有一半时间是靠吸氧保持生命。

　　据《工人日报》记者了解，这是当地政府首次公布村民患尘肺病情况数据。“这份数据是在当地疾控中心鉴定的，不是普查数据，不包括在外地鉴定的，也不包括已经患病但没有去医院鉴定的，所以实际患病人数比公布的数据要多。”基金会西安代表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据媒体报道，仅在西照川镇尘肺病最严重的地区——石佛寺社区麻庄河村，尘肺病人就达100多人，而该村总人口仅900多人。 苏群山表示，西照川镇地处偏远，交通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乡亲自发前往矿区务工，“长期和粉尘打交道的乡亲很多都得了尘肺病”。

　　魏立炎起身倒水吃药，他口中的“灵丹妙药”其实只是两块钱一瓶的甘草片和连商标都没有的消炎胶囊，一贫如洗的他只吃得起这两种药。

　　魏立炎是麻庄河村尘肺病三期重症患者之一，去年冬天无法下床，喘不上气，村里人都觉得他活不到2016年春节。“活着受罪，想死又死不了，总想上吊自杀算了。” 魏立炎家人告诉记者，这样的话魏立炎说过多次。不过，在今年3月23日基金会工作人员去看望他时，这位花甲老人经过肺灌洗治疗，精神状况比年前好了很多。 据了解，基金会于2015年曾委派定点医院专家组在山阳县调查摸底和义诊，2016年1月，专家组又从山阳县筛查出10名患者进行了肺灌洗治疗。魏立炎就是其中之一。

　　“得到救助的毕竟是少数。”医院院长张朝印介绍说，“医疗专家组在普查和义诊中发现，当地农民对于尘肺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识一无所知，得了病后认为‘无法治疗’，很多患者只是苦熬，失去了治疗最佳时机，导致病情不断加重。”

　　张朝印说：“另一个让人心痛的是，公益活动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以往基金会也经常组织医疗专家到农民工尘肺病群发地进行义诊，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当地政府怕被抹黑。本次医疗专家组的救治行动，是在国家安监总局领导及当地安监部门的支持、协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 对此，基金会副理事长金磊夫强调：“农民工要懂得强化防范意识，进单位前、从业中、离开后都要体检，一定不要拿自己的命换钱，尘肺病是这些患者用健康换来的教训。”

　　分级诊疗要落地，就必须扩大基本医保在不同级别医院之间报销比例的差距，让患者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基层医院首诊、看常见病。

　　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将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至200城，并在全国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现有的医疗体制，优质医疗资源供应严重不足，并且过度向高等级医院倾斜，具体表现为患者对高等级医院的需求持续高涨。今年初，“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被广为传播，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全国人民到北京看病，反映的正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

　　据卫生部数据，2014年初，全国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高达102%，病房使用过载，二级医院比三级低10%，为91.5%，一级医院就更低了，只有63.8%。这也使得公立医院求大、求全，出现医疗装备竞赛，竞相升级为高等级医院，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患者对高等级医院的需求，但在就近就医便利、降低医疗费用方面所做甚微。

　　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合理划分基层医院与高等级医院(及专科医院)之间的界限，首诊、常见病和慢性病由基层负责，急症、疑难杂症、复杂手术由高等级医院负责，同时建立两者之间的转诊制度和互动机制。这样患者就近就可以看小病、慢性病，不用都涌到高等级医院看病，因为收费相对较低，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高等级医院也可以专心处置专科病症。

　　据卫生部引用的研究显示，试点以来，分级诊疗初见端倪，21个省做到了90%的大病患者不出省，75%的患者选择在本市的医院住院治疗，县域内就诊率也进一步提升，有的县已经达到或接近了90%。

　　但分级诊疗的障碍也很明显。优质医疗资源除了设备主要是指医生，现有体制下，优秀的医生当然更乐意去高等级医院，因为医生收入与职称、开处方等紧密相关，在高等级医院能接触到更多的病例、患者，这更方便他们借此写论文、评职称，更容易升到副主任医师的专家身份。在基层，医生很难成长，优秀人才总会向高等级医院流动。

　　在这种环境下，想要患者在基层医院首诊、看常见病与慢性病，就只能在报销比例上做文章，医保报销尽可能向基层倾斜，而大幅提高专科医院的自费比重，只有来自基层医院的转诊患者，才可以享受较高比例的医保报销。

　　北京、上海等地目前也是这么操作的，但不同等级间的医院的报销比例区分度并不大。例如北京起付线到3万元的医疗费用，三、二、一级医院可报销的比例分别为85%、87%、90%，上海级别间的报销比例差距大一点，也不过5%。既然报销比例差距不大，患者自然会去高等级医院看病。

　　分级诊疗要落地，就必须扩大基本医保在不同级别医院之间报销比例的差距，让患者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基层医院首诊、看常见病。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降低报销比例会减少高等级医院的客流，高等级医院必然会反对，改革高等级公立医院也是分级诊疗落地的关键。除此以外，医生待遇的决定因素、职称评定等机制也要有配套改革，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吸引优秀的医生在基层医院坐诊，患者才能放心地在基层首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