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全年两万吨医疗废物处理不足一半

　　广州全市每天粪便的产生量约为3000吨，老城区现有日处理能力仅1000吨;全年医疗废物量2万吨，唯一一家无害化处理中心年处理量不足万吨，固体废物处理缺口极大。28日，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州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进度

　　大田山餐厨废物处理项目已试运营

　　广州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员会主任委员、执法检查组副组长李廷贵在报告中介绍，2014年广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468.47万吨，近几年的综合利用率基本保持在95%左右;危险废物处理上，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100%，医疗废物100%安全集中处置;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处理方面，2014年处理污泥73.05万吨;2014年全市共处理生活垃圾580万吨，其中城镇生活垃圾430.21万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1.5%。

　　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备受关注。李廷贵介绍称，已完成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初步设计，第一资源热力电厂二分厂完成环保验收，资源热力电厂、垃圾填埋场等大型端处理设施全面推进，大田山餐厨废弃物循环处理试点项目已建成并正在试运营，李坑综合处理厂、萝岗生物质综合处理厂、增城珠村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顺利推进，荔湾生活垃圾大型多功能中转站建设正式启动。

　　“从检查情况看，广州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李廷贵直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现存问题。他表示，广州全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大，且呈稳中有增的态势。2014年，仅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两类固废的产生量，就超过1000万吨。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生量增长迅猛，2012年至2014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分别为29.78万吨、38.54万吨和46.50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分别为13885.95吨、17514.5吨和20189.46吨。

　　建议

　　把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作为产业来发展

　　处理能力跟不上，处理缺口巨大，也困扰着广州的固体废物处理。

　　李廷贵还指出，在视察和前期调研中发现，部分垃圾焚烧企业对飞灰的运输和固化处理不规范，租用外地破旧车辆来进行厂内危废运输，飞灰处置车间撒漏严重，未按危废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管理，对飞灰进行固化处理后，没有严格遵循危险废物处置要求，而仅以临时填埋的方式处理，造成环境污染隐患。

　　李廷贵在报告中指出，广州市的地方性法规《固废防治规定》自颁布实施至今已14年，未能及时跟上上位法的步伐进行修订。建议尽快将《广州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规定》的修订列入立法计划。报告还建议按照循环经济理念，把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开发、开放和规范固体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等各个环节，使源头分类与后续利用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回收利用网络。

　　广州固体废物处理情况

　　●全市粪便的产生量约为3000吨每天，老城区现有日处理能力只有1000吨。

　　●建筑废弃物 2014年排放量约2400万立方米，目前以填埋为主，综合利用率仅为20%。

　　●医疗废物 2014年产生量达20189.46吨。目前唯一一家集中处置企业是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其核准规模为9720吨/年。

　　●工业危险废物 年产生量达2.5万吨，但唯一一家焚烧类危废处置企业规模仅9500吨/年。

　　●生活垃圾 部分焚烧电厂建设延迟，填埋场超负荷填埋，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隐患。

　　“新医改”推行五年，始终引人关注。五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推动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等一系列政策，力图改善患者的就医现状，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同时，“新医改”在努力补齐医疗服务体系的各种“短板”的同时，也凸显出新的“短板”。

　　2015年7月，正值又一批医改政策整装待发之际，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09-2014)》(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新医改”总体进展良好，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居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显著增强，但也表现出对“人”的重视不够这一短板，影响了改革效果的实现。

　　至于“新医改”对哪些的“人”的重视不够，该如何做才能体现对“人”的重视等问题，7月23日上午，参与报告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做出了解答。曾益新表示，所谓的“人”主要指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

　　回顾中国“新医改”实施以来医疗卫生状况的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变尤为明显。曾益新指出，经过政府的努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硬件方面确实改变很大，但是人这方面的因素相对地变化小一些”，“房子建起来了，设备有了”，基层全科医生还没有完全到位。

　　医生缺乏是基层医疗做不强的关键

　　医生的缺乏，正是基层医疗做不强的根本症结所在，更是中国分级诊疗难以全面推行的关键原因。在曾益新看来，分级诊疗的目的在于分流大医院的患者，让大部分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一个合理的医疗体系内，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各司其职，患者的小病小痛可在基层得到处理，严重的病症或者疑难杂症才需要到大医院解决。

　　可当下中国的情况是，大部分患者宁可花费更高的成本，挤在大医院排长队，也不愿前往基层的医疗机构。由此，患者的就医体验较差，而大医院的医生的工作负担加重，由此也容易引发医患矛盾。

　　“分级诊疗，基层得有人托住患者”

　　“能够真正起到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守门是靠人去守，不是靠设备去守，更不是靠房子去守”。曾益新认为，靠医疗保险来引导病人分级诊疗固然重要，但医生到位是分级诊疗的前提，没有好的医生，即便取消大医院门诊、强制患者去基层，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此，曾益新建议，医改下一步要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关注，而这种关注首先要从改善医生待遇做起。他指出，很多医生不愿意下到基层，主要原因就是“前途不够光明”。一方面，基层医生得不到与工作相匹配的物质回报，另一方面，他们也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认同。

　　如果能为基层医生建立一个合理的价值回报体系，让他们得到足够好的待遇，看到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职级晋升空间，那么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大大提高，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学毕业生愿意下到基层。

　　关于回报对基层医生的激励作用，曾益新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据曾益新介绍，美国著名医疗集团凯撒医疗集团创业之初，曾是南加州一个有几千工人的工地附近开设的诊所，但问题是没人受伤时，医生护士就没有收入，而有人受伤其本人承担全部治疗费用又显得很昂贵。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制度：每个工人预交1.5美元的费用作为工伤治疗的费用，保证医生护士有固定收入，万一受伤了，就用大家筹集的钱免费治疗;更主要的是，医生和护士会主动去巡查工地，捡钉子、捡铁片，开展“工伤预防”，因为工伤少了，治疗花费就少，结余的钱分配给医生护士就多，从而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曾益新认为，中国的基层医务人员也需要有一个激励机制，通过合理回报来激励基层医务人员主动做“捡钉子”的工作，即开展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及时处理小病急病、合理转诊疑难重病。这种工作的社会效益是极其巨大的，不亚于大医院医生的工作的价值，应该得到社会全方位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