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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在中医医学模式中的体现

人文精神在中医医学模式中的体现

  医学模式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宗教学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机械论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目前处于优势地位并被公认用于指导医学实践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模式从多角度看待疾病、医学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主张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从多方面认识人类的饱康和疾病,从而把人们的医学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传统医学形成以《内经》的产生为标志,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整体性为特色的医学模式,这一医学模式从两千多年前产生至今,却—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并未像其他国家传统医学如古希腊医学那样,在实验医学的冲击下被融合或被淘汰。

  中医医学模式大体有三大特征,首先是整体性:指中医学是从整体上来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这种观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人体本身是—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二是指人体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个有密切联系的整体,疾病的产生是自然、社会与心理哩等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的整体反映。

  其次是哲学性:中医学的理论核心——阴阳五行理论是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哲学,而在这—理论指导下的中医理论体系,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都综合了当时的科学和哲学成果,具有浓厚的自然哲学思想特色。

  第三是模糊性:由于指导理论源于哲学,中医学无法在细节上精确地阐明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改变,而研究方法上的推理和经验积累式的医学发展动力,难免使中医医学模式被蒙上模糊的面纱。

  由于受到中医医学模式模糊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这—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直观经验的总结,其理论观点是借助自然哲学进行直接的推理和猜测,其诊疗手段更因无众多仪器设备而稍显原始落后。

  正是这种哲学基础和相比西医所谓落后的诊疗手段,才使得中医学不但具有重大的医学价值;更蕴藏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而正是这种人文精神,才使得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至今干百年来依然有着重大影响。

  从诊断治疗方面来讲,中医朴素的基本不借助仪器的诊断手法,相比现代医学大量的实验室和器具检查,从主观上更大程度上尊重了患者的主诉。

  虽然在诊断的过程中,会在中医理论的宏观指导下有臆测的部分,但由臆测结果所带来的病人的信任,却有着自然的心理治疗作用。这种发生在医患关系中相互的尊重和信任,才使得“看病”这—事件具有了“人情味”,患者才是得到真正的“人文关怀”。

  治疗上,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式,即同—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结合病人自身条件而选择不同方法治疗,不但展示了中医治疗的灵活性,突出了中医医学模式对整体中患者“个体”的重视,更是中医的最大优势所在和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从预防保健方面来讲,中医医学模式也符合了时代潮流和当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基本要求。

  近几十年来,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代谢性疾病、心身疾病、“社会病”、精神病的发病率日益上升,这一改变使得医学文化不能单纯所指为病人修复机体的医疗技术,而是要转向关注生命状态人文主义,强调以预防、保健、康复为主的医学模式,而以预防保健为主体的医学模式,则非中医学莫属。

  在古代的中国医学中,预防疾病、保持健康的观念和措施便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扁鹊就已具有“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治也。”

  与西医相比,中医更注重的是尊重个体机能,即最大程度激发人体自然机能以达到抵抗和驱除病邪的目的。

  故而中医这—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以个人为核心,以自然影响为前提,以社会影响为基础的医学模式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它突出了医学模式应以人为主的文化内涵,纠正了生物医学模式以技术为中心的诸多弊病,在当代卫生服务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而这一医学模式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因为其弥补现代医学不足的作用,更给中医作用的全面发挥、中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

  近年来,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少医生抱怨患者越来越挑剔,不少患者却指责医生服务态度差、收费贵、潜规则多。医生与患者,从过去的相敬如宾,到现在的“势不两立”,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本版今日聚焦医患关系,追寻古代中医的医患交流方式,或可为今日之医患关系带来启发。

  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工作的重心,我们就自然而然从“生物医学”走向“人文医学”,我们也才会真正找到职业幸福感。

  “药引子”曾被胡适和鲁迅作为批判中医的证据,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医的厉害,它是在“治人”而非“治病”,它是在解决病人的“问题”,而非“疾病”。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推出,伴随着患者权利运动的兴起,发达国家率先开始认识到患者是权利的集合体,医师不能再用传统的“父权”思维进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30余载,社会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中国患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想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人的权利意识的苏醒且快速膨胀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作出相应转变呢?

  如果我们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就可以用“权利”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60年代的美国,医患关系也是很头痛的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关系不好,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待病人要学会尊重

  试问,为什么伴随着这些年政府和社保在医疗领域投入的加大,国内医患冲突并没有好转?

  我们医学界早已喊出医学模式转型的口号,但是大学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却转变甚微。

  今天的医患冲突,本质上是社会民众对陈旧的医疗服务模式和医疗政策制度双重不满的非理性表达。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制度问题”,而前者是目前改善医患关系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医学界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前两年我去北京某医院,临床带教老师对我说:“王老师,现在病人一个个怎么那么难伺候。”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肝胆外科病房,他指着病人告诉学生,这个病人是早期肝硬化。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挨个儿叩诊了一下肝区。结果病人从床位上蹦起来说:“凭什么叩我?要叩就所有病人挨个儿叩!凭什么都摸我呀!”

  若这一幕发生在30年前,可能不会有病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但现在,即便当时这位患者没有反对,也并不代表着这样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他的认可,可以不加请示地去做。有人说,作为医学院临床基地,病人有义务配合。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患者心里肯定不是十分高兴的。

  于是,我和这位临床带教医生讲了讲日本医院临床教学的做法。

  在日本医学院,带教老师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明天要去查病房,你们做一下准备吧!”同学们一听就知道,明天将会有一个正式的“拜师仪式”

  日本医学生都能背诵《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名言警句。希波克拉底说:“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所以他们清楚“医患就是师生关系”,拜见“患者”这位老师,是因为病人用疼痛、疾病、鲜血甚至是生命培养了我们,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提高了我们的技能,所以我们必须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病人,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合格的医生。这也正是“患者至上”的由来,即我对不起谁都不能对不起我的恩师——我的病人,我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感恩于他们。

  日本学生回到宿舍,6个学生一组凑钱买一支包装精美的小牙膏。第二天,学生们托着这支包好的牙膏,在老师的带领下恭恭敬敬来到患者床旁。

  老师征询患者的意见:“田中先生,今天感觉好些了吗?这6个孩子是我的学生,我给您介绍一下……他们特别希望您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您愿意,今天开始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将给您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和治疗,那么您也将成为这6个未来医生的老师。”

  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紧接着,这6个学生标准地90度鞠躬,然后呈上了准备好的小牙膏。你们说,患者能不同意吗?

  讲完这个故事,我对那位临床带教医生建议:“你们能不能也学一学?”不久以后第二次碰到他,他看到我很高兴:“王老师,你教的做法太好了,病人拿着牙膏半天都不会说话了。有个别病人,眼里还含着泪呢。”

  其实病人不是在乎这一支小小的牙膏,而是这支牙膏所传递的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国人、医界所遗失的东西——尊重别人。

  30年前,“尊重”二字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可能微乎其微。但今天不同,在街头,警察要开罚单之前必须要做一个标准的敬礼,否则开单无效。大家能够看到,每行每业都在改变。而医疗却似乎因为“求医问药”这个在医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而使得医患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积极的改善。

  在日本,医院的床头柜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小花篮,里面插着护士手写的卡片:我们祝愿您早日康复;在中国,我们却经常看到患者送的大花篮放在护士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