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本能与婚姻的关系】

　　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好男人的故事，妻子患病在床20年，他则不辞辛苦地照料卧病不起的妻子20年，他的婚姻只剩下责任而没有性。他何尝不想有一个红颜知己或性伴侣，他有心目中的女神，但遭到这位单身女性的婉拒，因为她是一个不会出轨的女人。双方都很困惑，提出“性权利让婚姻垄断对吗？”这样一个命题，希望引起关注。

　　首先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他们完全有权利自己处理好这一问题，因为他们若向前迈一步时实际上也不会伤害任何人，毕竟有这样特殊的客观情况，我想患者也会理解和支持丈夫这样做（即使她有些小肚鸡肠，但看在丈夫20年如一日地照料她的情分下，铁石心肠也该软化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性权利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但具体去落实和理解还是不容易的，比如结婚后性权利是否就归属对方了呢？还是仍然归属自己可以由自己自由安排呢？但是婚姻法应该或能够这样明确规定吗？当然这里有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旧那么死板地处理对于患者的配偶是否又太残酷呢？我觉得象电影《春桃》里的拉边套就是民间一种人文关怀的处理办法，但是社会学界能够给人们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只想也只能从医学角度设想一下解决办法：其实疾病不等于宣判他们的性大门就一定被关闭。

　　人们常常认为残疾人不会像健全人那样具有性兴趣，甚至根本没有行使性功能的能力。实际并非如此，一项临床调查表明：在中风存活者中，虽然躯体运动能力尚未能完全恢复，但73%的妇女和88%的男子仍有性欲，46%的男子仍能够勃起。中风者如此，更何况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的残疾人呢!

　　对残疾人性问题的另一种错误观念是，特别容易把与慢性疾病并存的性功能障碍归咎于残疾，推测为器质性问题，其实这一推测是不合理的。残疾人可能面临更多的性问题，虽然性问题可能与残疾状况有关，但性障碍往往可能是由更多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如对性表现能力的焦虑、对性解剖和性生理缺乏知识、存在错误的性观念、担忧达不到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理想标准、难于与伴侣就性问题进行交流等，这与健全人群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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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自然还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问题，例如残疾带来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因素的障碍往往具有破坏性作用。因为人的性唤起和性器官的生理反应本来就对来自大脑的消极心理的抑制作用十分敏感或脆弱，对于残疾患者来说，经历灾难性的疾病打击之后出现的多种焦虑就更会雪上加霜，进一步阻断或完全抑制性唤起和性反应过程。如对性表现能力衰退的焦虑、对丧失工作能力和职业的焦虑、对体态外貌改变和生活自理能力的焦虑，甚至对疾病复发造成死亡的焦虑等，都会引起性唤起和性反应过程的异常。

　　残疾人性心理还会因伴侣的感受和反应，以及一些特殊的畏惧而进一步复杂化。如伴侣厌倦或不愿意与残疾人同床共眠，怕承担性生活时发生意外的责任，或害怕自己也染上疾病(如有人竟担心肿瘤会传染)，对尿失禁或大便失禁反感等。

　　家属和亲朋的不良影响会直接严重加重残疾患者的性障碍。如认为残疾人有性要求是“不正常的”、“过分的”，他们便用“防止疾病复发”或“要注意保养”等借口暗示甚至要求残疾患者放弃性活动。于是，有的残疾人本身，也以这种借口来结束自己在性表现方面承受的压力。总之，在残疾人面临的性问题中很少是完全因疾病或残疾本身引起的，更多的是与自己或他人的消极与传统的观念有关，与上述种种偏见的影响有关。

　　既然性问题大量存在于残疾人与他们的伴侣之间。因此，承认、正视并积极处理好这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医生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详细采集病人的病史和性发育史，并进行认真全面的体检，包括生殖器和有关神经支配的功能状况，之后就可以判定性主诉与躯体因素或社会心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有关，然后应策划出一个有效的康复或治疗计划。应该鼓励在残疾人整体康复计划中综合利用现代的性教育、性咨询和性治疗技术。假如一个病人不能正常行走，那么人们可以给他提供拐杖、轮椅或其他助行工具，并指导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新工具以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最大功效。同样，当生殖器的性反应受到损伤时，治疗原则也应始终集中在发挥其潜在的功能上，而不是恢复它们所失去的能力。还应该强调，并使患者夫妻认识到，在表达爱情和性欲的技术方面是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或正常与变态的区别的。残疾人应尽可能利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和性欲。例如，当以男上位完成性交有很大困难或完全不可能时，他并不应该就此放弃所有的性体验。比如他们可以采用女上位或其他可能的性技巧，这就像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就连拐杖和轮椅也不愿利用一样，他们试图树立或维持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这种作法是不科学的，也不尽情理的。现实地对待性问题，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潜能是十分重要的事。当你摆脱了那些旧有的陈腐偏见，性享乐仍然会经常光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