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_人是可以被驯养的_两性养生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何而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 Olsson与 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 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当人质被犯罪者挟持时会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为了缓解焦虑，就会不自觉地形成一些防卫机制。防卫机制很多，主要有：压抑，退行，合理化，投射，反向作用，转移，升华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体现更多的是合理化和反向作用。该症状中人质已经是被加害状态，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只会加深自己的痛苦，所以人质往往会把这种境况往好的方面想，使其“合理化”。若此时犯罪者再给与一些小恩小惠，他们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心理。　　从另一个角度，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强化和惩罚是行为建立的关键。强化是指跟随在一个行为之后，并使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的条件;惩罚与之相反，是指跟随在一个行为之后，并使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降低的条件。在人质被挟持的过程中，刚开始人质可能会反抗，这个时候犯罪者往往会对其进行训斥，威胁，甚至是殴打等身体上的伤害(正惩罚)，或者是使其不能正常进食喝水等(负惩罚)。而如果人质不反抗，比较顺从犯罪者，这时他往往会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久而久之，人质会放弃反抗，如果犯罪者再施以一些小恩小惠，人质对犯罪者的畏惧害怕就回大大降低。　　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有吃有喝，就像人类以食物为引诱可以驯服狗一样，人在本能上也逃不脱这一点。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认知过程总伴随着认知体验，认真体验需要情绪体验的参与，情绪影响着认知过程的质量和效率。当人质完全被隔离并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焦虑的状态中时，认知过程也会受到影响。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创伤康复　　有关心理研究表明，在人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受害者进行心理干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很多时候甚至会产生副作用。应该给人质平静和休整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社会支持网络应对人质事件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在这之后如果受害者认为他们需要帮助，心理治疗可以适时介入。　　大众传媒经常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尤其是那些对绑匪产生认同的人质，在被媒体不恰当的报道之后，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强的心理创伤，使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产生怀疑。同时，记者对绑匪的丑化会让这些受害者产生困扰，因为记者的报道与他们的体验不相符。因此，人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家庭和心理医生应尽量减少新闻媒体对受害者生活的侵扰。　　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应该鼓励受害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对他们的心理康复大有裨益。工作本身和有序的生活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避免对创伤经历的再体验。被绑架期间人质的自我效能受到了挑战，在工作中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