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新生儿二胎宝宝占三成 多是高龄产妇

　　“二孩”政策受人关注。记者26日从多家医院采访了解到，今年是羊年，医院产科新生儿出生量有所减少。

　　不过，生育二胎的夫妇由于年龄大而着急生二胎并不在意民间说法。因此，二胎宝宝比例明显提高，在新生儿中占到近三成。

　　新生儿总数下降，二胎宝宝比例上涨

　　产妇初女士是一位二胎妈妈，大女儿今年8岁已经上小学，17日，他们这个小家庭又迎来一位男宝宝新成员，凑足一个“好”字，非常幸福。

　　“从新生儿比例上来看，二胎宝宝的确多了不少，新生儿中差不多两到三成是二胎宝宝。”市妇幼保健院产三主任赵明瑜说。

　　二胎宝宝比例增加，一方面是“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生育二胎的夫妇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也跟头胎宝宝出生量减少相关。“不少夫妇因为一些传统说法，刻意避开羊年生育，导致新生儿出生总量减少，而准备生育二胎的夫妇们，一般年龄比较大，晚一年就有晚一年的风险，因此，他们比较着急生，不在乎属相而赶在羊年生二胎。”赵明瑜主任介绍说。

　　的确如此。去年马年，很多夫妇因为避开羊年，抢生马宝宝，各大医院产科迎来生育高峰，而今年情况截然相反，新生儿出生量明显减少。来自市妇幼保健院的统计显示，去年一个月新生儿约600、700名，而今年最近这几个月来，每个月出生新生儿300多名左右。

　　其他医院产科情况大致相同，市中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于辉告诉记者，今年是传统的羊年，虽然新生儿出生量减少，不过感觉二胎宝宝多了不少，以当前产科病房来看，10个住院的产妇中，差不多有3、4个是生育二胎的妈妈。

　　头胎生育晚，导致二胎妈妈多高龄

　　采访中记者了解，如今，我市女性生育年龄普遍偏大，多在25岁以后，靠近30左右，其中也有不少女性都是30岁以后才生育，头胎生育年龄的推迟，也直接导致了二胎妈妈大多是高龄产妇。

　　“本身年龄已在35岁以上，属于高龄产妇，这时候女性的身体机能可以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本身有生育二胎的意愿，争取在相对好的身体条件下生育才是正确的选择。”赵明瑜分析说。

　　据介绍，随着年龄增大，夫妻俩的身体机能都在下降，孕妇超过35岁后就属于高龄产妇，胎儿畸形的风险增大，孕妇患妊娠期合并症的风险增加。因此建议要怀孕的女性还是符合自然规律，在自己身体条件好的时候怀孕，对母子身体都好。

　　另外，赵明瑜主任提醒头胎是剖宫产的二胎产妇，如果头胎是剖宫产或子宫肌瘤剥除术后，两年后才能考虑怀孕，怀孕期间要格外重视相关检查。剖宫产或子宫肌瘤剥除术后的女性，再次怀孕前置胎盘、子宫破裂和产后出血的几率增加。个别孕妇还会胎盘植入疤痕，这是非常危险的妊娠，可能会出现孕晚期及产后大出血。

　　高龄产妇多二胎妈妈48岁

　　生育二胎的妈妈们，在年龄上是否有着明显的“不待人”的特点?对此，赵明瑜表示说，的确如此，现在门诊上的二胎妈妈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若以35岁为分界线，二胎妈妈年龄比例是二八分。

　　采访时记者发现，40岁以上的二胎妈妈同样不少。“这段时间，科里接收了好几个42岁、43岁的二胎妈妈，我们曾经接收的最大年龄的二胎妈妈是48岁。”赵明瑜说。

　　48岁的孙女士有一个女儿，今年女儿上大学，去年政策放开后，因为年龄大了，孙女士原本并没准备生育二胎，不过，之后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考虑之后，孙女士决定生下来。“相比同龄人，孙女士的身体条件不错，保养得挺好，不过由于年龄大，整个孕期非常谨慎，并定期接受各种检测和评估。”赵明瑜说，孙女士在今年5月份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并且是顺产。

　　16日上午，43岁的于女士剖腹产下一个男婴，同样作为一个二胎妈妈，于女士整个孕期过地就辛苦多了。“一直也挺注意的，不过在怀孕后期，还是出现妊娠期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医生的指导下，顺利度过孕期并生产，”于女士说，自己的大女儿今年中考，当时头胎是剖腹产，这次也是剖腹产。

　　现行OTC目录中以感冒药、止咳药、消化系统用药、解热镇痛药、维生素等类药物为主，但一些常用的消炎药和慢病用药并未列入，后者多已经过十几年、几十年大量临床应用证实安全有效，多已进入国家基药目录和各地常用药目录，价格亲民，一直是零售药店的热销产品。

　　但国家先前《关于加强零售药店抗菌药物销售监管促进合理用药的通知》规定未列入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在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销售，却使众多上述常用药产品销售因一纸处方陷入深深尴尬。

　　国家在推行大病去大医院、小病去社区的医院分级诊疗制度以外，也需有效普及常见病基本防治常识，鼓励民众自我药疗，从零售药店购买常用药品，减缓医院就诊压力。

　　以我们这些专业医药人群来说，一些常见小病症花几块钱买盒消炎药就可药到病除，如果必须凭医生处方零售药店才能售药，则意味着只能将人们为买药赶进医院，费时费力不说，患者没有指定开药的权利，医疗机构也基本没有可能处方外流，住院时医药费用结清才能出院，患者没有机会自行购药;去门诊挂号、排队、拍片折腾半天，也没有体力和心情再折腾一圈出去买药，医院也很少能开这样的基础用药。去社区医院同样折腾，医院都有自己的用药习惯，也未必有你要开的药。一些长期用药患者每次遇到不同的医生，不同的用药习惯，总在不停更换药品，也会造成疗效波动和用药安全性问题。

　　如此一来，不仅患者折腾，本来花几块钱就能自我药疗的微小病症，必须花半天、一天的时间去医院一游，花上至少几百元的医药费、检验费，还不包括路费成本和请假扣款，也严重影响这部分基础用药的销量和生存，加重就医负担及民众医疗费用与国家医保费用支出。

　　对非专业人群而言，店内药师增加病症和用药复核及用法用量提示，也可进一步强化和确保用药安全。

　　由此联想到互联网处方药解禁后的销售问题，究竟有多少处方能够外流，患者即使有购药需求，如果既受困于处方获得，又受困于医保接轨未实现，同时物流配送成本大大增加，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其钱途能否似锦?医院实行零差率后，药店生存遭遇严重挑战，比传统药店费用支出更大，销量更有限，只能愈发压力山大。互联网没有免费的长期午餐，各类专车猛砸投入获得基本人群后即静悄悄地提价，所谓低价只是噱头和一时的烟火。阿里已经务实地停止挑战医院处方外流，回归理性。

　　如何简化消费者购买基药和常用药零售药店流程，放开处方限制，指导和协助消费者进行有效而科学的自我药疗，对于化解医保控费压力和医院就诊压力，解决医药企业、商业以及零售药店生存压力一举多得，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