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性爱的观念以及规范】

　　按照经典的说法，在过去的一千年开始之时，世界正处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后来发生的“文艺复兴”相比，它恰似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当然，这是一种过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例如，当时中国就处于一个毫无特殊之处的改朝换代过程中，没有什么黑暗与光明可以划分。

　　在中世纪的西方，盛行着以基督教文化传统为主的性规范，这种沉闷禁欲的性道德与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国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它的关于性是罪恶的观念，对后者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与古代和东方的性规范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反对肉体快乐。它的主要关注在于，性的目的是为生殖繁衍还是为肉体快乐；为生殖的性活动被视为是正当的，是不可避免的；为快乐的性活动则被当作是不正当的，罪恶的，应受惩罚的。基督教理想中的性行为仅有一种，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内的以生殖为唯一目的的异性性交。在西方社会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与快乐两方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

　　西方性规范的改变迟至十六世纪末期才发生。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从禁欲中顺便获得快乐不再是错误的，只有那种以快乐为性活动唯一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罪的。当时，关于性的话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医学的。教会认为性属于道德范畴，医生则为宗教的话语提供“科学依据”。直到十八世纪，医生还认为手淫对健康有害。随后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对解除人们的禁欲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发明的一套关于性变态的话语又造成了新的压抑。在宗教的权威之外，世俗的权威也增加了人们对性的恐怖心理。据考证，在现代早期，人们的性交一般只持续几分钟；大多数人没听说过性交准备动作；只采用男上女下的体位；女人很少享受到性快感；女人对性快感的需求受到怀孕和生育时可能死亡的威胁；男女双重标准盛行：男人的婚外性活动可以忽略，而女人的婚外性活动却不被准许。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和世俗的禁令是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在十六世纪前，恐怕性活动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现代生活中那么大。人们很少能遇到很性感的人，或者有剩余精力从事性活动的人。人们的头发里面长满了虱子，呼吸恶臭，牙齿残破，很少洗澡，皮肤上长满湿疹、疥癣、溃疡、烂疮和其他丑恶的疾病。女人有很多妇女病，阴道感染、溃疡、疮疥、流血等，这些疾病使性交很不舒服，疼痛，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性交。性交活动可能导致多种性病，如一位十八世纪的传记作家波斯韦尔就至少得过十七次淋病。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化太大了，我们很难想像过去那种肮脏、残酷和短暂的生活方式。

　　对性的规范除了生理的基础，更有着其经济的基础，比如非婚生子女继承家庭财产的问题；非婚母亲及其子女需要亲属照顾成为其负担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形成了一整套性的禁忌。成年人对儿童从不言性，在有教养的人们当中也从不谈论性的问题。沉默和惩罚制造出性的恐惧，社会以此来制止青少年的性活动，规范成年人的性活动。在那时，人的裸体被认为是淫秽的。

　　持续了近千余年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规范，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在十九世纪，随着女性生育越来越少，性的生殖功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二十世纪，人类性行为的快乐功能超过生殖功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一点已经被整个人类所接受。如果说动物当中都会有口对生殖器的性活动，如果说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都会有同性间的非生殖性性行为，这种行为还会有多么不自然呢？人们开始认识到：非生殖性的性行为实际上可能是有益于整个人类的。其理由在于，就像过少的生殖性性行为一样，过多的生殖性性行为对于人类的生存也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困扰着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不就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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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迷恋于性活动，不再是因为它可以繁衍保种，而越来越多地是为了这种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性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它是人类各项活动中唯一幸存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活动，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大都被锁在墙壁、栅栏和锁链之中，被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门之中。性和生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以致人们提起基督教关于生殖应当是性的唯一理由的观点，会觉得它是那么的古老和过时。古代哲人曾有云：“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换言之，人所能够具有的性质，人所能够实行的行为，就不是不自然的。著名性学家金西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他对性的观点：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金西的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性规范的思想精华。在进入现代之后，性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认可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包括性别）是什么，只要是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