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移动医疗工具的核心是医生动力

　　美国的价值医疗在改变支付标准的同时，也逼迫药企更加注重通过药效去营销以提高产品的价值。最近几年多家药企巨头相继进入移动医疗领域，试图通过C端工具增加用药粘性和病人参与度。这类移动工具是否管用?如何保持病人端和医生端平衡?要回答这些问题，先来看几个药企在国外移动工具领域的创新项目。

　　强生旗下的Jassen推出了Care4today，App包含两万多种药品，用户可以针对药品设置提醒，将用药记录分享给医生或护士。营销中强生弱化了自身的品牌，目的是将工具推送给多品牌产品，以便收集更多的用户用药数据。

　　此外还有Sanofi针对糖尿病患者的GoMeals，初期以跟踪血糖为主，后来发展到糖尿病病人生活整体方式跟踪和建议。目的是增加病人参与，跟踪其健康状况，App具有社交功能，通过群体来粘住用户。

　　Merck有一款针对肿瘤病人的iChemoDiary，跟踪病人预约、治疗方案、症状等指标，并分享给病人或护士，但主要依赖个人主动记录和分享。

　　除此之外比较主流的还包括GSK针对哮喘病人治疗和疾病进展的跟踪工具MyAsthma，Lilly帮助医生找到肿瘤科临床试验病人的平台Lilly Oncology，以及Pfizer帮助0-24个月儿童父母进行疫苗跟踪的VaxNext。

　　这类工具大都是药企自行推出，特点是以C端用户为核心(除了Lilly那款以医生科研为主)，主要的目的是增加用药依从性(medical adherence)，以及增加病人参与(patient engagement)。之所以药企有动力去这样做，因为奥巴马推出价值医疗之后，无论是服务方还是支付方，都变得更加在乎治疗效果，而不按时用药、用药缺乏粘性是药效不到的重要原因。因此药企大部分都先从这方面着手，推进方式有强生这样通过弱化自身品牌，强化工具性，收集全方位用药数据的做法，也有赛诺菲、GSK这样针对某种疾病领域的单独产品，不局限于用药，而在跟踪整体疾病发展。

　　首先，用药粘性工具的直接效果很难用数字来衡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更多是潜移默化的。但这类工具最典型的特色是以病人端为主，和医生端的结合并不很强。这背后有合规的原因，美国法律对药企接触医生以及合作的方式有严格限制，药企不太可能直接通过医生端工具去影响其行为，因此只能通过间接的办法帮助病人提高药品疗效，以此来增加自身的差异化竞争能力。

　　不过，价值医疗对医生在治病效果上的压力更大，医生会希望知道慢性病患者的实时动态，以便于更好地治愈他们。而对于大病术后的病人比如肿瘤患者，医院和医生都有压力去追踪他们，知道他们的健康状况，避免他们再次入院。而在中国这样，病人离开医院后，除非他们主动回来，否则医生就丢失了病人。因此，虽然说美国药企的工具大都针对C端，和医生的直接服务连接也并不太紧密，但医生有动力去选择一些可以跟踪到病人的工具，因为他们自身有留住病人的需求。

　　相比之下，在中国药企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病人端的移动工具。一些外资药企曾经推出过针对医生科研的工具，比如帮助医生收集肿瘤病人数据以支持临床研究。但在中国，病人端的粘性比较差，病人在乎的是能不能更多接触到医生，获得更加贴近的服务，而医生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增加互动提高服务质量。因此在医生没有动力去提升服务和药效的前提下，仅凭病人端主动提供数据和疾病资料很难维持下去。这主要还是和医生的服务动力直接相关的。

　　由此可见，要想让医生认同移动医疗工具，再慢慢转化到推荐某种工具，然后参与到某种工具，根本还是支付方式的变化。当医生面临来自支付方对治愈效果的压力，才可能会认同这些工具，病人也会有动力参与这些工具。虽然说很难用直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些工具，但对药企自身的品牌建设和用户互动还是有利的。中国目前的支付方式下，医生缺乏提高服务效率的动力，和病人直接的互动也没有直接经济利益，这种格局不改变，药企的移动工具在病人端和医生端都会很难推进。

　　美国旧金山格莱斯顿研究所遗传学家Bruce Conklin一直试图找到DNA变异如何影响不同的人类疾病，但使用的工具有些笨重。当他研究来自病人的细胞时，很难知道哪个序列对疾病来说很重要，哪些只是背景噪音。同时，将突变植入细胞是一项昂贵且费力的工作。

　　2012年，他通过阅读了解到一项最新发表的、被称为CRISPR的技术。它能使研究人员快速改变几乎任何生物体的DNA，包括人类。此后不久，Conklin放弃了此前为疾病建立模型的方法，转而采用这项新技术。目前，他的实验室正在狂热地改变同各种心脏疾病相关的基因。“CRISPR正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Conklin说。

　　这种情感被广泛共享：CRISPR正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引起一场巨变。不像其他基因编辑手段，它使用起来廉价、迅速且简单，并因此席卷全球实验室。研究人员希望利用它调整人类基因以消除疾病，创造生命力更加顽强的植物，并且消灭病原体。“自从事科研以来，我经历过两次大的发展。”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家John Schimenti表示，像在1985年被发明后使基因工程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基因扩增方法——PCR一样，“CRISPR正通过如此多的方式影响生命科学”。

　　不过，尽管CRISPR前途大好，但一些科学家担心，这个领域极快的发展步伐几乎没有为解决类似试验可能引发的伦理和安全问题留出时间。当今年4月关于科学家利用CRISPR改造人类胚胎的新闻曝出时，该问题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虽然他们使用的胚胎无法使婴儿安全出生，但这项报道引发了关于是否以及如何使用CRISPR使人类基因组产生可遗传的变化的激烈争辩。同时，还有其他的顾虑存在。比如，一些科学家担心，接受过基因编辑的生物体会扰乱整个生态系统。

　　引发研究革命

　　长久以来，生物学家一直在利用分子工具编辑基因组。大约10年前，他们因一种有望精确且高效地编辑基因、被称为锌指核酸酶的酶而兴奋不已。不过，马萨诸塞州布兰迪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James Haber表示，需要花费5000多美元才能订购到的锌指并未被普遍采用，因为它们很难进行基因改造且花费颇高。CRISPR却大不相同：它依靠一种利用引导性RNA分子将其导向目标DNA、被称为Cas9的酶，然后编辑DNA以扰乱基因或插入想要的序列。通常，研究人员需要订购的只是RNA片段，其他成分都是现成的。全部花费只有30美元。“这使得该技术走向大众化，因此每个人都在使用它。”Haber说，这的确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CRISPR方法正快速超越锌指核酸酶和其他编辑工具。对一些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要放弃曾花费数年来完善的技术。“我很郁闷。”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学院研究所遗传学家Bill Skarnes说，“但又很兴奋。”Skarnes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引入的一项技术：将DNA插入胚胎干细胞，然后利用这些细胞产生转基因小鼠。这项技术变成实验室的主力，但同时耗费时间且非常昂贵。CRISPR所需时间很少，因此Skarnes在两年前采用了这项技术。

　　研究人员传统上严重依赖诸如小鼠、果蝇等模式生物。目前，CRISPR使在更多生物体中编辑基因成为可能。例如，今年4月，马萨诸塞州怀特海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报告称，利用CRISPR研究了白色念珠菌。这是一种在免疫系统减弱的人群中尤其具有致死性但一直很难在实验室中进行基因操控的真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RISPR技术先驱Jennifer Doudna正在记录被CRISPR改变的生物清单。截至目前，她已拥有近40个条目，包括致病寄生虫——锥体虫和被用来制造生物燃料的酵母菌。

　　然而，快速的进步有着自身的弊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描述这个系统中一些最基本参数的特征。”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物理学家Bo Huang说，“现在有这样一种心态，即只要它能发挥作用，我们就不需要理解它是如何以及为何发挥作用的。”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偶尔会遇到故障。Huang和他的实验室奋斗了两个月，使CRISPR适用于成像研究。他怀疑，如果对如何使引导性RNA的设计最优化了解得更多，耽搁的时间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