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世界首例“换头术”中国医疗团队操刀

　　日前国内很多媒体转载源自“《印度时报》”的消息称，世界首位接受“换头手术”的患者将由此前的一名俄罗斯人改为中国人，这例手术将由中国医疗团队操刀，预计明年底在中国实施。这一消息确实吗?参与相关研究的中国专家怎么看?

换头手术示意图

　　印媒刊发“趣味文章”

　　本月14日印度《经济时报》(并非所谓《印度时报》)周末“特写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医生卡纳韦罗计划在中国进行人头移植的文章，作者是一名叫普拉卡什-钱德拉的脑外科大夫。

　　新华社驻新德里记者发现，此人经常在媒体发表有关脑部手术的文章。这次他在题为《抬起头来!天堂来了》的文章中说，他在社交媒体上与卡纳韦罗聊天时，对方透露其“打算”明年在中国进行首例换头术，接受手术的是一个肢体瘫痪、大脑健全的中国人。文章还说，中国的一个手术团队已成功对尸体进行过相关试验，取得成功。

　　印度的媒体同行认为，从文章的内容看，这完全是一篇侧重可读性的趣味文章，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严肃的专业文章。在印度撰写这类文章的学界人士很多，其中一些人是为了保持知名度，或为了某些商业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卡纳韦罗在文中调侃道，在印度古代神话中，大象的头被移植到人身上，创造出一个象鼻神，因此这种有争议的医疗手段在印度容易被接受。可以看出，卡纳韦罗也希望在印度推介换头计划。

　　当地同行还表示，这篇文章是两个业内人士随意网上聊天的产物，并不是宣布一个严肃的计划。

　　哈医大教授：已开展动物实验

　　自去年4月意大利医生卡纳韦罗宣布，准备为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人斯皮里多诺夫实施换头手术以来，与卡纳韦罗研究探讨过手术所涉科技问题的中国专家——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已被媒体多次报道。卡纳韦罗甚至表示：“任晓平是可以领导这个项目的人。”

　　但当新华社记者采访任晓平教授、询问首位接受换头术者何时换成中国人时，他断然表示，上述“重大”消息纯属无稽之谈，“从去年到现在我都对媒体说，对于所谓的人体换头术，首先，手术时间没定!其次，在哪个国家做没定!这项研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既然远没有进展到做手术的地步，现在具体地谈换头，这都是茶余饭后的闲扯”。

　　任晓平表示，他不知道印度媒体所说的中国团队究竟是谁，但此前与卡纳韦罗接触交流换头术课题的中方团队是由自己牵头的。“但我不明白，印度媒体为什么这样报道，很多媒体在转载时编得很离奇，把去年某个学术会议中的一些情节移植到新消息中，说下个月‘我们’要到美国去集体亮相，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任晓平介绍说，他所领导的国内团队已在实验室中通过动物实验对“头身重建”(换头术的专业说法)开展了约3年的研究。“在科研方面，一些国外教授在与我们合作，意大利的卡纳韦罗医生是其中之一。目前我们团队的重点是力争先行解决一些技术和有挑战性的科学伦理问题，如果将来哪一天科研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或者说需要临床研究了，才可能涉及人体。即使要做，我们国家也肯定有主管部门和相应法规来规范这么大的项目，绝不是某位医生或科研人员就能决定在哪儿做，给谁做”。

　　开展换头研究有何意义

　　谈到开展换头研究的意义，任晓平指出，目前对于癌症复发、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和高位截瘫等顽疾没有治疗办法。未来在突破一些关键技术的基础上，为患有上述疾病但脑部健康者，移植躯体健康但脑死亡者的身体不失为一种有潜力的治疗选项。目前脑死亡者的心脏、肾脏等器官都可供移植，移植躯体并非完全不能研究。

　　俄罗斯卫生部的移植医师扎盖诺夫曾表示，现有技术无法保证被截断的神经特别是脊髓相容并复活，就算术后患者存活也会瘫痪。对此任晓平回应说，某些肌肉萎缩者会蜷缩到无法自主呼吸，一些高位截瘫者有严重的周身并发症，难以保住性命。为他们移植健康的躯体，有望更长久地延续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术后瘫痪也并非全无意义。

　　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医学伦理专家卡普兰认为，如果能换头，那么为什么不用换头术中的脊髓恢复技术先治好瘫痪呢?对于这一问题，任晓平解释说，很多车祸、高处坠落导致的严重截瘫属于硬物碾搓的“压榨伤”，其受到的外力可达2.6万牛顿，脊髓断离面的组织会受到严重伤害。而在实验室用手术刀使脊髓断离所用的力只有10牛顿，这种“锐性损伤”对断离面组织的伤害其实小于前者。二者相比，用干细胞和融合剂尝试恢复受到“锐性损伤”的神经功能，可行性相对较大。

　　但任晓平也指出，上述设想需要更多的实验来实现，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来支持，以缩短临床前研究的进程，单靠个别医生或科学家的努力难以完成这一巨大的课题，现在也无法给出取得最终成果的时间表。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

　　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因其他学生家长的异议，莎莎无奈转到离村子七十多公里的县城一家民办小学上学，但在病情泄露后，同样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再度失学回家，由学校老师单独上门授课。

　　“艾滋儿童”被拒之校门早已不是新闻，就在去年，因输血染“艾”的河北女孩婷婷，虽然此前打赢了被称为“河北艾滋第一案”的官司，却因不少学生家长持反对意见，依旧被当地高中拒收。

　　而今这一幕在11岁的女孩莎莎身上重演，原因同样是其他家长的异议，足见“艾滋儿童”上学路的艰难。

　　应该说，莎莎所在的学校一直在帮她，为了打消其他学生家长的顾虑，无论是座谈会上的苦口婆心，还是不厌其烦的家访，直至请艾滋专家到校解惑，可说是用尽了“十八般武艺”。

　　然而，尽管老师们足足为她“抗争”了一年有余，却无奈照样敌不过顽固的偏见，终至“败下阵来”，不得不让莎莎休学回家。

　　其实相比婷婷，莎莎还算是幸运的，去年的婷婷，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然学校迫于偏见及家长压力，连名都没让她报，更不说跨进教室念书;而莎莎所在的学校，无论校长还是老师，都称得上“担当”二字：即便在莎莎同班同学纷纷转学、只剩下五六个的情况下，学校在不得已间依然考虑的是为莎莎转学到七十多公里外的县城一所小学，以保住这个可怜孩子学习的机会;就是在莎莎休学后，校长也依旧定时送课上门，也算无愧于心。

　　不过，老师们为解困局，替莎莎开教学“小灶”之举，其实也并非上策：道理很简单，莎莎想要的不仅是读书，还有与众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又谈何容易?一旦莎莎归校，则意味着其他小朋友的离开，就如水火不容一般。显然，要让莎莎回归正常孩子的学习环境，非学校不为，而是无法，起码在当下，实难办到。

　　其实，不少学生家长心里也很矛盾，尽管很同情莎莎的处境，也懂得“艾滋儿童”应享有平等权利，甚至还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染。

　　然而，在他们眼中，艾滋病太过可怕，万一传染孩子，可就是天大的事。

　　事实上，不只家长恐“艾”，就连老师也是如此：譬如，一位曾给莎莎单独上语文课的年轻女老师，去了两次，就因害怕打了“退堂鼓”;

　　到莎莎家看望的村民包括老师，不敢留下吃饭，甚至连她家的水也不敢喝。可见，要消除阻碍莎莎上学路的障碍，远非朝夕之功。

　　也就是说，若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包容，那么，摆在莎莎面前的道路，眼下只有一条，即仍然让学校给莎莎“开小灶”。

　　但此显然只是权宜之计，即便是那位至今还在坚持为莎莎授课的校长，也直言“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正如莎莎的爷爷所说，就算能把小学阶段坚持下来，可初中、高中、乃至今后，又该怎么办呢?

　　应该说，莎莎所遭遇的上学难，是所有“艾滋儿童”都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据报道，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其中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

　　而据相关学者在2007年针对黑龙江、河南和北京三地582名学生家长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2.1%的家长同意自己的孩子与感染艾滋病的学生同班学习。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似莎莎这样的“艾滋儿童”，要真正融入社会，从而享有平等学习的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普及、更深入的艾滋病知识科普;

　　需要现代文明的前行以及整个社会的包容;需要更多的社会团体及公益组织携起手来，竭尽全力，做好帮扶;更需要所有的老师及学生家长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去为“艾滋儿童”营造一片爱的天空。因为，在号称现代文明的今天，出现“艾滋儿童”无学可上的悲剧，实在为社会之悲、文明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