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君王与中医的纠葛

在我国历代君王中，有不少与中医药结缘，这对祖国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远古时期，“三皇”之一神农氏，为普济众生，曾翻山越岭寻找草药，最后掌握了多种药性，成为“本草学”的奠基人。“五帝”之一黄帝，热心医药，他曾经与臣子岐伯、伯高等研讨医药，留下了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

西汉淮安王刘安，“博览群书”，“善医药”，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科学家，他从尿液中提取结晶，制成中药“秋石”，是古代制药的雏形。

三国时曹操之子曹翕，对中医灸法情有独钟，曾撰写《曹氏灸方》七卷，在当时颇有影响。

南北朝时简文帝（梁）萧纲，对医学精通，曾撰写《劝医论》，云“九部之脉甚精，百药之品难究，察声辨色，其功甚秘”。提示为医者要敢于吃苦，才能作良医。此文后被收于《古今图书集成》中。

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但对医药非常重视。公元657年，他命苏敬等二十余人共同编撰了《新修本草》这部宏篇巨着，两年后颁行天下，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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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无治国之策却富有文学才华，而且兼通医药。在他的倡导下，翰林学士韩保升挂衔兼职对《新修本草》校正增删，着成《重广英公本草》，对后世影响颇大，蜀亡降宋后，他被封为秦国公，每遇群臣有病，他都亲自动手诊治。

宋朝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与数朝皇帝都崇拜医学有关。太宗赵光义未登基时，曾留心医术，遍收名方。即位后非常重视医药，下诏命王怀隐等人编着出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宋仁宗赵祯喜欢针灸，1023年命翰林医官王惟一编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政府颁布各州，并铸针灸铜人模型两具，供教学和考试之用。宋徽宗赵佶治国无方，却是个颇有建树的良医。他继位后，曾颁布圣旨各州县广泛设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并设“修合药所”这一医药管理部门（后改为惠民局）；后又命人编着、颁行了本草范本《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国家药局方《和剂局方》等大型方药经书。1117年他亲自主持，历时18年，完成了旷世巨着《圣济总录》，集宋以前中医药文化之大成，后又亲撰《圣济经》一书。

明代周定王朱棣，平生喜欢医药，亲着或参编了《周府袖珍方》、《普济方》、《救荒本草》等书。特别是《救荒本草》，将民间可供食用的各种草木逐个描图，记明出产环境、外貌、性味及食用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

清代的康熙大帝，据说也“留心医理，熟谙药性”，有较高的医学造诣。他曾两次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