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对舌诊的贡献

 舌诊出现在《内经》时代，兴盛于明清，温病派医家将其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诊断学体系。

 早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疾舌”记载，是最早的舌诊资料。据统计，《内经》中记载有关舌的资料60多条，大致精准地论述了舌的解剖、生理、病理的基本情况。张仲景六经辨证中有四经涉及到舌诊的内容，同时留意到舌色的变化。经过历代对舌诊的发展，明代王肯堂在临床实践中对舌与脏腑经络密切联系认识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脏腑在舌面上还有各自的分属区域，他在《医镜·论口舌证》中说“凡病候见于舌……舌尖主心，舌中主脾胃，舌也主肝胆，舌根主肾。”1874年傅松元概括伤寒、温病、杂病各种舌法，专以舌色为纲，划分为枯白、淡白、淡红、正红、绛、紫、青、黑八个部分，并插入其他各种苔象，著成《舌苔统志》，成为舌诊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清初的瘟疫大流行年代，著名医家吴又可根据其病初起、汗之不得、下之不可的特点，创达原饮治疗疫病获得成功，为温病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使得舌苔诊断在其临床上变得重要起来。

 吴又可《瘟疫论·卷上》论“急症急攻”时说：“瘟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前方加大黄下之，烦渴少减......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急投大承气汤......次早鼻黑苔刺如失......”说明了舌诊在瘟疫治疗中，既能预示病情转归，又可作为实实在在的依据指导临床用药，而且取效甚为灵验便捷。

 戴天章在《广瘟疫论》中充分继承和发展了吴又可的学术思想，把舌诊作为诊断瘟疫的重要临床指征。他认为风寒在表，舌苔薄白而滑，渐传入里，方由白而黄，由黄而燥，由燥而黑。瘟疫起初，舌苔多白厚不滑，或粗如积粉，乃至转黄黑不燥，系由秽浊之气入胃，胃津腐郁所致。

 察舌被后人奉为温病学诊断的准绳，应归功于清代的温病学家叶天士。叶氏根据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全面系统地观察总结了温热病的舌苔舌色，并提出了对证治疗的方法，针对温热病邪据部位、津液存亡、病情轻重以及预后转归，特别是温病治疗的理法方药等，均能由舌诊中找到相应的依据，如舌苔薄白,多见于外感风寒，宜辛散；白苔绛紫，为湿遏热伏，当先泄湿透热等。

 清代温病学派关于燥与湿的认识，比以往的学派又进了一步，且注重舌苔的变化。薛生白和吴鞠通都强调并完善了三焦辨证的体系，对舌苔的燥与湿、干与润有着系统地描述和阐发。湿病又可分为痰、湿、饮、肿等不同情况，运用淡渗利湿、芳香化浊、辛温行气、苦温燥湿、开窍豁痰、以风胜湿、健脾化痰湿、温阳助气化等不同方法辨证施治。

 温病大家王孟英对伏气温病舌苔的论述最为详明。他在《温热经纬》中云：“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期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者，苔复黄燥，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王氏对伏气温病传变过程中舌苔变化的观察细致入微，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丰富的依据。总之，温病的舌苔诊断在临床中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