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方向

10月份来到北京，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了北京某心理咨询公司组织的心理沙龙活动。这里的心理沙龙，真诚而专注，温暖而热烈。

参加心理沙龙活动中，遇到“自我分化”的问题。一位来宾在她和前男友恋爱过程中，因为双方母亲特别是对方母亲的过度介入，而未能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当时，由于双方母亲的参与，他们之间的恋爱主角在不知不觉中造成发生了变更，双方母亲的态度和行为影响甚至决定了这场恋爱的进程。最后只好无果而终。多年后，双方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婚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中，她了解到，对方的妻子在因为婆媳关系等原因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

该案例意外地引起了在座来宾普遍而热烈的讨论，甚至不乏争论。当涉及到自己的母亲的时候，虽然每个人的反应形式不同，但是，不论男女几乎无一例外地情绪反映强烈。咨询师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自我分化为完成的表现和结果。反映的广泛性隐含了自我分化的普遍程度。

(一) 自我分化的引申

——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人格的发展完善

既然说到自我分化，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个体发生自我分化的程度反映了一个人区分他经验到的理智与情感历程的能力。也就是说，个体的分化可以由个性为不受情感所引导的程度来展现。个体分化的理想状态，并非完全的情绪疏离、绝对地客观或完全没有感情，而是在达成自我界定时，能具备表达自发情绪的能力为代价。每一个体的分化程度在焦虑的家庭情况下表露无遗：不论家庭的焦虑强度为何，个人的行为能够遵行自己的原则程度也就是他的分化程度。自动化情绪依附当一个人无法分化感情与思维时，会产生自动化情绪依附，他可能无法区分出自己与他人，于是便很容易被家庭中最具支配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对家庭有自动化情绪依附的人，对于个体从家庭中分化出来会感到困难，于是成为影响家庭功能的人。

在鲍恩(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中，“自我分化”是一个基础概念，意味着人离开父母，身体与父母分离，情绪情感独立的过程。分化水平越高，“未解决的依恋”问题就越少。有着“未解决的依恋”问题的人，或者说分化水平低的人，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关注亲人或他人身上，寻求他人的认可，试图取悦他人、支持他人或寻求自我支持，他们的价值感没有建立在自我上。鲍恩认为，如果父母把他们的依恋问题和关系处理好，未解决的依恋问题在下一代中就会减少，否则，若处理不当和环境不良，问题还会继续存在甚至增长。

从心理沙龙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意识到，直到成年后，还和自己的父母纠缠不清。而这种纠缠往往是双向的。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讲，或许是父母多一些，或者是儿女多一些。然而，既然纠缠在一起，谁纠缠谁更过一些往往难分仲伯。从观察的经验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女儿和母亲(或父亲)的纠结相对更多些。当然这不意味着儿子和自己的母亲(或父亲)纠结的少。虽然近些年来，职业女性很多，但从整体来看，终究这样独立的女人还是少数。同时，即使一个通过职业的独立取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在情感上、心理上是否完全独立和成熟也未可知。曾经看到一个案例。一个外界公认的女强人，在自己的配偶面前似乎突然失去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对其百依百顺，即使在对方出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方面自己的内非常痛苦，另一方面自己完全无计可施，任其发展。不仅如此，她还表现的柔顺有加。这反映出她在心理、情感上的依赖，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这个例子中，在外表上，这位女性虽然已经很现代了，但是，在内在上她和其他很多传统的女性没有两样。

自我分化“意味着人离开父母，身体与父母分离，情绪情感独立的过程。”显然，自我分化和自我意识自我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具体的表述不同，关注的重点和方向不同。认为两者完全等同也许过于武断，至少两者之间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这应当是没有问题。因为没有分化就没有独立。只有在渐渐的分化中，才能逐步形成独立的人格，然后渐趋完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走出这一步。

(二)“我是谁”的测试

我曾经在我的咨询者和我的朋友中间，做过一个很小的心理测试——“我是谁”。测试要求被试者在空白的15条空白横线上填写出对自我的认识。

这个非常简单的自尊测试的结果大大超出我的意料，曾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本来我自以为答案应该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但实际上答案有太多的雷同。被试者无一例外地填写“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老婆的老公(老公的老婆)”，“我是孩子的父亲(母亲)”。这就是说，在这点上大家对“我是谁”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完全一致。不仅如此，在对这15项空白的填写中，上述答案不约而同地名列前茅。这说明，被试者在考虑认识自己，对自我进行定义的时候，是把自己首先放在“关系”里的，并且，都这种关系非常重视。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我是父母的孩子”之类的回答由于未能反映出被试者对自己本质特征的认识，所以和其自我意识的关系不大，恰恰相反，这反映出被试者自我意识的不发达，甚至缺乏。

在我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测试中，被试者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放在“关系”里，具体的区别在于，对这样的关系的描述的数量不同反映出被试者对关系在重视程度上的差异。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对“我是谁”的15项回答中，该被试者没有一项是对自己内在本质特征的描述，居然把自己全部放在“关系”里。由于测试要求被试者把15项全部填写完整，到最后几项时，其似乎一下想不出还有什么值得填写的关系，居然把“我是出租车司机的乘客”(该被试者经常打的)也拿出来凑数。在实际生活中，该被试者也确实是一个在关系中纠缠无法摆脱的人，对于关系到自己的重大事情没有作出决定的能力(这反应出该测试的客观性，被试者并没有有意撒谎)。在谈到自己的婚姻时，她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父亲非常喜欢他。当她在婚姻家庭关系中遇到问题时，常常觉得无法解决。由于对不幸福婚姻的不满而出现婚外恋时，又不断欺对方，直到最后自己无法收场，最后只好无奈地把自己父亲搬出来做一个了断。结果，她的父亲也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当对方对她父亲说“他已经30岁了，是成年人了，让她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吧”，但是，她的父亲始终不肯放权，最后还是越俎代庖地代替她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分化未完成的例子。这进一步证明了，自我分化在中国存在的程度，父母和儿女两代人之间的纠结是如此之深。

当事后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问她“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让你父亲来决定呢?”她说，因为她的一个好朋友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当时也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的本质是“和别人一样”——这也是自我意识欠缺的表现形式。

虽然我进行的测试数量不多，但由于被试者在回答问题时存在惊人的一致性，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自我分化未完成、自我意识不发达存在的普遍性。在对于“我是谁”这个本来应该非常富有个性的回答中，为什么大家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惊人的一致呢?除了个别具体差异外，如果扒开作为外衣的表象，我们就很容易感觉到“我是父母的孩子”这样不约而同的回答的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我隐约感觉到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存在背景和渊源。是什么呢?

(三)关系中的人与自我的人

——东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的比较

今年夏天，在深圳的时候，我很幸运遇到了这样一本书——《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在这本曾经被列为禁书的中国文化批判专著里，作者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历史、社会、人际、个人内心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现象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阐释。书中对很多文化现象进行了周到而细密的列举和分析，解决了我心中的许多迷团，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的“我是谁”的测试中发现的问题。

存在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该书的作者拿西方的存在主义和中国文化在“对人的设计”方面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边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这样对比只是为了说明东西方文化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中国人社群性的偏向也不等于说没有’个性’，只是使’个性’的表现比较隐而不彰，而其表现形态亦有异于西方。”

西方文化中，个体是包括“灵魂”(即自我)，以及由自我原则统辖的理智、情感和身体在内的一个完整形态。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中国人倾向与把“知性”与“情感”连成一气，有“安身”和“安心”的倾向，以“能否和合社群”作为首要的判断标准。中国人主要是由人伦和社群制约的，个体并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中国人的“个体”是很单薄的，因此必须常常受到人情的磁力场只温暖包围;中国人的“个体”也是无法对自己下定义的，而必须由“仁”这种“二人”关系才能“定义”自己。”

中国人“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这就是为什么在进行的“我是谁”的测试中，被试者无一例外地在对自己的认识时填出这样的答案：“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老婆的老公(老公的老婆)”，“我是孩子的父亲(母亲)”。被试者说的当然是事实，但问题是，我相信，假如弗洛伊德、罗杰斯等西方的心理学家在对西方人做“我是谁”这类测试时，恐怕他们很难找到这样典型的答案。夫妻、父子这样的关系当然是任何人类社会都有的，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是，西方倾向于由自己去“定义”这些关系，而中国人倾向于用这些先定的公式去“定义”自己。

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东西文化中对人的“定义”的 不同，才造成东西方社会的的许多差异：西方尊崇“个人主义”，中国尊崇“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兴盛，中国则是社会对个人形成笼罩的态势;西方讲求个人隐私，中国私人状态不发达;西方追求个性，中国讲究听话，缺乏个性;西方讲求个人充分的发展，中国则是个人的不充分发展;西方注重个人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中国普遍是自我压缩的人格。

(四)中国心理咨询的发展方向

——在借鉴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本文说了这么多，似乎有些跑题，因为以上的论述似乎和本文的主题没什么关系。其实，并非如此。这涉及到中国心理咨询业的状况。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心理咨询学和心理咨询行业是严重滞后的。不仅是心理咨询学，即使是整个心理学也是严重滞后的。这不仅不能适应人们社会生活的要求，也不能和国际上发达国家发达的心理咨询相提并论。这是其一。其二，近年来，在媒体的推动下，加上心理咨询行业业内人士自身的积极努力，心理咨询业开始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特别是在2006年国家修改心理咨询师的资格标准后，整个心理咨询行业逐步向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其三，人们普遍对心理咨询还缺乏认识，心理咨询行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心理咨询公司虽然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真正运营良好的公司却不多;心理咨询师的素质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究竟谁是英雄?还有待接受市场的考验。有道是，大浪淘沙，真金在后。其四，由于缺乏深厚的渊源和发展历程以及由其带来的丰厚的实践经验，我国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心理咨询理论，从而造成心理咨询的时间缺乏真正适宜的理论指导。在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教材中，咨询师接触到无论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文主义，还是认知理论，统统都是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教材中提到的心理学家，除了钟友彬、许又新教授等屈指难数的几个人以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心理学大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国心理学整体滞后和心理学理论缺乏之一斑。换就话说，目前我国心理咨询业的执业过程中，几乎完全在西方心理咨询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