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战争

想象一次漫长、恐怖的补牙手术。你躺在椅子上，紧握拳头、大汗淋淋———然后牙医告诉你，“手术完毕，你可以回家了。但如果你希望，我乐意最后给你施加一点儿小小的疼痛。”牙医先生并非虐待狂，他这样问是有道理的。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针对疼痛记忆———比如结肠镜检查———进行了一些列研究。他发现，当我们回忆痛苦事件时，深受结尾时的痛苦程度影响，因此，即使前面的痛苦程度完全相同，以轻微痛苦结束的事件相比以极端痛苦结束的事件会给我们留下更正面的记忆。在牙医提出建议时，你当然希望拒绝，但是，长远地看，勇敢接受建议是最好选择，因为，你对这一事件的整体记忆将大为改观。

类似矛盾情况随时在发生。如果你问任何人，什么让他们更快乐，工作或度假?他们通常会提醒你说，他们工作是为了赚钱，然后把钱用于度假。但是，如果你给他们一个不定时呼叫的呼机，让他们听到呼机响时记录下当时的情绪，结果，你将发现，多数人在工作时其实更快乐。工作通常是社交性活动，需要积极参与;而度假通常无聊而充满压力。相似地，如果你问人们他们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超过1/3的人会回答孩子或者孙子孙女，但是如果让他们用日记记录快乐时光，结果会发现，照顾孩子的工作令人沮丧，做父母稍微比做家务幸福一点，远不如性爱、社交、看电视、祈祷、吃东西、烹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