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来终结富士康的悲剧

 　　近来，在富士康中接连发生的不幸事件，已由一个企业的个别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公共事件，不但舆论哗然，更引起广大公众极大的关注和讨论。富士康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到底“康不康”，已经不再那样重要了。逝去的年轻生命已不可追回，此时，对企业再多的指责和批判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的个人和社会原因。

　　面对舆论的指责，富士康声明自己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血汗工厂”，他们给一线职工发的工资并不算最低，已经有多家新闻媒体的“探营”证实了这种说法，甚至认为富士康的生产条件并不是很差的，甚至好于很多同类型的企业。据媒体实地走访报道，富士康除了为员工提供食宿，医保社保一应俱全外，还有诸多公共设置比如健身、学习和休闲场所，有专门为员工举行的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工会的“心灵之约”项目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令深圳很多打工者对富士康非常向往。然而，这样从硬件到软件看似完善的保障，却无法防止悲剧的发生。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富士康的这些计划虽然人性化，但是远远没有惠及到其在深圳的45万员工中，而很多员工的诉求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满足，公司的管理和员工的需求，还存在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对于其下员工确实有好的人文关怀模式和计划，但是光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认真反思自身的管理是否需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而有所调整，以及为员工提供的环境是否能符合他们的需求。

　　然而，当我们评判富士康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缺陷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反思一下：是什么让生命变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可承受之重？

　　前不久，针对多起杀童案，温家宝总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强调，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据调查发现，在富士康，85%以上的员工是“80后”和“90后”新一代农民工。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一直都是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而农村的发展却始终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投资的空白、教育的缺失，使农村人口无法分享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发展成果。第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繁华城市，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他们的后代踏着他们曾经走过的足迹，成为了“新一代农民工”。然而，“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生理状况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文化水平相对更高、自尊心更强，但相对娇嫩，他们更加自信，有着更多更高的向往和追求，但实质脆弱而又理想化，他们非常需要沟通交流彼此抚慰扶助，却常常得不到机会。因而适应社会和对抗压力的能力较差。当大量的“新一代农民工”怀揣着对大城市的美好憧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只是给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使城市可以以低廉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发展。他们所要面对的是冷冰冰的社会现实和巨大的社会压力，做着底层的工作、赚取低微的薪水、买不起房子，由于户口的管束，他们始终不可能融入他们付出了汗水的城市。少数来自农村的精英人物成功地转化为城市人，但是，大量来自农村的芸芸众生却只能在底层默默地耕耘。巨大的落差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随之而来的是种种的心理问题和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厌世感，出现极端行为。

　　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而言，改变命运与这个国家改变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一样的艰难。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改变是，当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少了刻苦自学的精神，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已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落差：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当今面对他们的现实却是：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内心埋藏着“城市梦”，城市梦的实现，仅凭着自身能力，那怕是穷尽一生也难达到，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让他们实现“城市梦”的成本太高。“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为他们有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城市触手可及却离他们那么遥远，家乡在他们的记忆里也已模糊不清，繁重而单调的劳动剥夺了他们作为年轻人应有的生命之光，在缺少亲情抚慰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再珍惜，一旦生活中出现在我们看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波折的时候，其实却已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透过富士康的连续自杀事件，我们也不难发现，新一代农民工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必要交流与沟通，他们有追求有梦想，却没有勇气去战胜追寻梦想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说，当前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当年轻的80后，90后成为新的城市建设者，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谁去关注？当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该如何寻求帮助？面对这些时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我们是否也应该制定和完善相应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

　　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发展结构的大背景下，以80后、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主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严峻问题之一。可以预见，想要避免类似富士康的悲剧继续重演，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短期看，让民间社团多施以援手，让单位多一些对员工的关爱，鼓励员工成立一些自治性的组织，是行之有效的举措。从长远看，只有重建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认知，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这类年轻人的自杀事件。

　　但更重要的是，要终结类似富士康的悲剧发生，新一代农民工自身主观上的认识和作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

　　首先，这一代年轻人应该学会在自己的心理上建立起一道防御墙。新一代农民工身上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心理脆弱。当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还有他的依赖对象——故土和家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沉重得甚至是羁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沉重的责任是羁绊，却也是最重要的心理支撑。而自杀者往往由于丧失应对现实挫折和困苦的心理支撑从而放弃了对生的希望最终走上了绝路。新一代农民工相对于父辈来说相对自我，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而抛却对自己父母、家庭以及社会的那份责任。但是孤独不能成为选择轻生的理由，自我与寻找心理支撑并不是矛盾的。如果新一代农民工能在生存压力之下寻找并建立起必要的心理支撑，认识到自己除了要对自己负责之外，还肩负着对家庭和社会的一份责任，就不会那么轻易地终结自己的生命。如果富士康的员工能树立“我是富士康人”的理念，并为“我是富士康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那将是极大的心理支撑。

　　其次，要纠正价值取向，勿以钱多论英雄。不可否认的是，“新一代农民工”同时面临着生存和心理的双重压力，而心理压力的影响力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的心理压力源自于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一种是根本价值，它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判断，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财富或权势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认为实现不了物质富裕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失败的人生。或许正是这种价值判断，成为诱发自杀的心理动机。另一种是社会价值，它是来自社会评价方面的价值判断，包括社会影响、面子等。新一代年轻人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当遇到挫折和不顺心时，学会为自己心理减压，多给予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也能缓解人的焦虑或抑郁，从而能避开自杀的威胁。

　　最后，要尝试给自己心灵松绑，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快乐、积极培养自己的幸福感。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善于调节者更容易从消极情绪中走出，不善于调节者就会危害健康或生命。因此，年轻人如果感觉压力过大，最好能寻找一些释放途径——

　　善倾诉：多与人沟通，及时倾诉自己的无助和不快，增强自信心，去灾免病。

　　去旅游：山川、海滨周围的空气含有较多阴离子，置身于其中有助于平静心绪。

　　多读书：读感兴趣的书，读使人轻松愉快的书，可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抛到脑后。

　　求雅趣：下棋、打牌、绘画等，可使烦躁的心情逐渐得到平静；

　　做好事：与人为善，可得到宽慰感到踏实；别人做出反应，自己得到鼓励，心情也更为愉悦。

　　善忘却：忘却一切不快，是保待心理平衡的好办法，可使人得到解脱，乐观豁达，轻松乐活。

　　爱自己：首先正确评价自己，勿过高要求自己。也勿与周围人比较，善于发现和利用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打工者或性格内向者，可以通过学习等多种方式改变自己，让自己更自信，别被周围的人或事物所左右。

　　求支持：广泛的社会支持是缓解压力不可或缺的途径，家人是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需注意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遇事从多方寻求心理支持。快乐可以分享，忧愁可以分担。生活在群体中，人会感觉更快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