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读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

城市梦想破灭?身份认同模糊?劳动强度超负荷?企业管理严苛?收入菲薄?人情疏离?究竟是什么，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应为年轻工人做些什么?

2010年5月26日，就在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表示要为员工的自杀担负起“哪怕是无限的责任”之后的几个小时，富士康发生第12起员工坠楼事件，23岁的甘肃工人贺某再次选择跳楼自杀。第二天凌晨，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宿舍中试图割腕自杀。

连续十三起自杀事件，向这家环绕着无数光环的代工企业投下重重阴影。人们不断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19岁的湖南青年李海，是2010年以来第十一个选择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一些急性事件的发生，如失恋、与上司的争执“扣动扳机”般触发了他们的自杀行为，而他们成长与生活的环境，究竟为自杀这杆“枪”填上了多少的火药?

为此，财新记者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

绝望的情绪来自于何方

坚信着“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却迟迟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

卢晖临：造成年轻工人轻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们在城市打工的生存困境。他们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实现梦想的路径。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企业作为雇主，并未给自己的员工提供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提供有尊严的工资。其次是没有将劳动者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缺乏对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感受的考虑和关怀。

政府层面，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家落户提供政策保障。而目前，城市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农民工”制度的设计，是让工人在城市生产，若干年后回到农村生活。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没有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之后简单和压缩的生活。老一辈的农民工尽管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但二十年过去，新的一代人不愿意再做农民工，他们将生活的期望都放在城市中。然而，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后，他们并没有作为城市工人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