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让全社会“跳痛”

　　观察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还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

　　当一名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员工5月25日凌晨从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纵身跃下时，富士康今年前5个月在大陆已有11名员工跳楼，导致9死2伤。有人没心没肺地说：都跳了一支足球队了。此前郭台铭请来山西五台山高僧到深圳做法事，富士康开通了“员工关爱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深圳市的联合调查组也已进驻富士康，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日趋“常态化”。怪不得有人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富士康厂区全部“盖平房”。

　　富士康员工自杀率并不比中国平均自杀率高，选择跳楼自杀的原因也涉及到情感问题、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但“十一跳”已不是什么独立或偶发事件，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从之前的可口可乐、戴尔到现在的微软、苹果，这些500强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都有“血汗工厂”之嫌，只不过没有像“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那样似乎被“自杀魔咒”缠绕。

　　5月18日，京沪粤港的9位社会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富士康悲剧是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如今全社会应该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工作入虎穴

　　这一阵子，一名富士康前员工写的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十分畅销。出生于1982年的作者青桐曾经于2005年到2008年供职于深圳富士康，并从一名最普通的基层员工成长为一名生产主管，她书中的经历真实反映了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

　　青桐在富士康的第一个职位是“线长”，这是一个带120个工人的初级管理职位，主要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线上的工人主要是来自湖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女孩，她们遇到的问题集中在婚恋、家里遇到各种急难等。对于当时只有23岁的青桐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回忆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娱乐，没有周末，极少休息。”虽然现在富士康集团规定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多数普通工人不得不通过更多的加班来提高自己的收入。即便如此，富士康普通员工在高消费的深圳也只能基本满足温饱。

　　富士康已在大陆20座城市设厂，拥有约80万员工，其内部有九大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内部还有很多产品事业处，不但每时每刻有大量的员工辞职和进入，而且为了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各个事业处之间还根据订单的状况，随时调配流水线工人。这就造成富士康的人员频繁更替，很多员工在彼此还不熟悉时就已经分别了，更谈不上互相建立信任。同一寝室的员工很可能不在一条生产线上班，平时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加上流动性又很强，所以员工们身边多是“熟悉的陌生人”。 一些富士康的基层管理人员也确实不关心手下员工。有一次，一名员工连续3天没有上班，主管线长以为她离开工厂了，于是为其报请自动离职。结果行政人员到宿舍后才发现，这位员工发高烧已在床上躺了3天。

　　2007年，当时和青桐同栋楼的一个女工怀孕后被男方抛弃，最终跳楼自杀。那时的富士康是一个女多男少的时代，女工在恋爱方面经常被玩弄。而如今的富士康男女比例不再那么悬殊，但是压抑的工作氛围让恋爱也成了奢侈品。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整个深圳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有些男员工干脆去附近的黑网吧解决“荷尔蒙”冲动。

　　青桐对于富士康“十一跳”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基层员工缺乏和管理层的沟通和员工的不稳定性是重要原因。“线工多是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对未来抱有期待，同时又容易情绪波动，他们渴望丰富的业余生活，但现实生活又太过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没有给他们搭建交往的平台，下了班，他们就是孤立的个体。庞大的集团管理要求80万人步调一致，强调的是共性；而现在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年轻的产业工人要求体现个性，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这种观点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支持。5月18日，在富士康发生“九连跳”4天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和郭于华等9位学者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中国“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虽然郭台铭在“十一跳”后称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很多事暂不能说。但专家们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