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背后

从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的50天内，全国发生了6起针对校园的血腥事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园保卫战也随之展开。

最近几天里，我一直在跟同行和朋友们交流、探讨，到底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一系列滥杀无辜的暴力犯罪?这些以极端手段向弱势群体下毒手、拉人垫背的行凶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转型期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家庭或单位支持系统“离散”，以及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因不良情绪无法宣泄而大量积聚在个体身上的挫败感转化成仇恨，并泛化地指向社会。这种“外罚性反应”(与此相对的为“内罚性反应”，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杀)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受害者都是不特定的人，且与施害者毫无瓜葛;他们只是被施害者当做他心目中“社会”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后者发泄私愤、报复社会的具体对象。这一现象，社会学也称之为“愤怒的漂移”。

这几年里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的名词——性格障碍、人格缺陷、精神障碍、病态人格、心理变态、精神分裂症……伴随着马加爵、邱兴华、赵承熙等疯狂杀人事件的发生，已更为人们所关注。有心理学家推断马、邱、赵很可能患有精神病，把精神病人杀人现象称为“疯劫”，并总结其特点是偶然、公开、残酷、特立独行、情感冷漠、滥杀无辜，但这同时也招来了“有病推定”和“泛精神病化”的指责，且为舆论所不容(被众多网民谩骂)。

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尽管精神病学是第一个医学专科，可迄今为止人类对精神病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并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界限;而中间的一段灰色地带，长期以来也颇多争议。对医生来讲，精神治疗可谓是“最困难的病例”，这一领域的“讳疾忌医”现象也最为明显。

其实，早在1972年，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就在其探讨美国社会和个人暴力问题的一部专著中，阐述了“焦虑时代”人的困境以及有可能引发的危险。他从社会中的“无力感”出发，认为当“无力感”导致冷漠，而人的“意义感”受到压抑时，就会爆发不可控制的攻击。这与现今心理学家所指，当生活与精神困境所引发的挫折感长期得不到消解，就会导致心灵扭曲，形成精神疾病(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抑郁症、精神病等)，乃至出现过激的“挫折攻击反应”，其心理根源实际上是一致的。

草成此文之时，看到报道《富士康5个月现“十连跳”》，又吃了一惊。这类“内罚性反应”如此密集地在一个企业里呈现，足见其心理空间之狭隘与恶劣。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连续的跳楼事件与频发的校园血案，都与社会转型下的绝望有关，也都有其潜在的传染性(诱发模仿行为，而且防不胜防)。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营造一个和谐、良性的心理空间与精神家园，维护公平、正义，已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