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虚骄的民族主义

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陷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高建勋，在其担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期间，曾向民营企业家张志斌索贿200万元未果后将其逮捕，并对他说，“你总归还是得见我吧，拿200万那么难啊”。高称其在检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个无期。于是炮制一起令张志斌被羁押900多天的错案。这位企业家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高建勋却因此而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此事由于山西省大同市部分官员因5年前瞒报矿难近日纷纷落马，而被曝光。这样的事决非个别，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体制的缺陷。

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因此，如果正常的“高频、低强度”减震机制无法形成，任其发展下去，总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冲突论上所称的“低频度高强度”社会冲突与政治参与爆炸。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我们的问题太多了，现在还远没有到达需要我们的文人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的时代。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为什么现在国内知识界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国家主义”思潮?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来分析，应该注意到，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繁荣，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要求摆脱百年来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价值追求，要求对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积极遗产的意义，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压抑，许多学者的学术旨趣就在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础。他们要重新发现科举的积极意义，他们对专制官僚制、对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宽容等等均予以了强调，其心态就在于此。

要特别警惕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回潮，国人自近代以来就表现出来的强烈虚骄心态，到了稍有发展就又会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死灰复燃，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虚骄心理，就是在没有真正的实力与国力的情况下，通过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来达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与心理自我防御。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流党，就是如此。中国人特有的虚骄心理之所以在改革30年来在某些所谓精英中再次发作，与中国大陆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积淀有关，与近代屈辱感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在稍有缓解就急于宣泄的不自觉心态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缺乏精神支柱，不得不把国家作为类宗教的精神支撑点有关。

在当今中国，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价值趋向，一种是沿着上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而延续下来的价值趋向，批判专制主义与专制传统文化，上接“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呼唤启蒙与自由民主，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抱有强烈的警觉意识，这不但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关，也与当下中国现实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长制专制现象的反思有关，更有一种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史学的消极后果还没有得到清算与反省，历史浪漫主义却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对国人精神真空的填补功能而进一步崛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于双重价值关怀交叉的时期，生活在一个双重价值重叠文化气氛之中，社会上的自由派与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各自所表述的价值关怀也同样体现在我们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