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肆虐，农民工需要更多保护

　　不久前，湖北崇阳县有7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这一消息引起了广大人们的关注和议论。据报道，其中59例是在打工期间感染的，只有3例是吸毒或输血感染，其余70例均是通过性途径感染的(《长江日报》11月1日)。尽管没有具体的数据表明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整体情况，但农民工显然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卫生部长在此次明确表态，指出农民工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病毒的高发人群。这种坦诚、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欣慰。

　　艾滋病无疑是可怕的，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在缺乏基本防护意识和措施的农民工群体中的传播。中国的城市农民工经济状况通常只能维持个体生活。据调查显示，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收入仍不到千元。由于经济压力，这些农民工只能住在简易工棚中。在他们处于生育和性活跃期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除同性性行为外，不正当性关系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

　　有人常常强调农民工群体缺乏防艾意识。事实上，个人对健康、卫生、安全的需求与群体的经济水平通常是正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出现了那么多发廊、按摩店、小宾馆的原因。如今的农民工已不同于30年前或20年前的一代人，他们并不完全不了解艾滋病的防护知识。他们之所以仍然沉迷其中，只是因为面对生理上的煎熬和侥幸心态。

　　11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上海表示，卫生部已考虑到明年将加强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工作力度。陈竺还透露，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占总数的32%。卫生部长没有透露具体将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力度，但我认为首要的是摸清感染人数、传播途径、感染谱系等。在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时，必须给予被调查者足够的尊重，而不是刻意进行道德评判。以往过度强调道德价值，结果只能让庞大数量的农民工隐藏病情，回避调查。那些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工更担心被乡亲们知道。

　　其次，政府和社会应给予农民工群体更多关怀，将他们视为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公民。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仍然困难重重。比如，北京市卫生部门最近宣布，北京人将全部免费接种甲流疫苗，最初并不包括非京籍人员。直到舆论追问后，卫生部门才考虑了接种人群的扩大。

　　相应地，城市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建设更多的“廉租房”，让分居的夫妻们有一个短暂的居所？城市的相关部门是否应该关注农民工的夜生活？是否应该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带着记者采访的方式，向农民工发放一些安全用品？对于那些可能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如发廊、宾馆、按摩店等，是否应该考虑一种更加合理的管理方式，而不是一阵查封、一阵开放的循环？

　　当然，农民工如何自处实际上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我们任由几亿农民工继续四处流浪，艾滋病的威胁将很难消除，交叉感染会使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最根本的对策是畅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途径，加快这一过程，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