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如果我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如果我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不会轻易告诉别人，尤其是在工作场所。我了解艾滋病在社会上的歧视和误解，我知道暴露我的身份可能会让我失去工作和生活的稳定。医疗费用是我生存的希望，而现在，我的医疗保险并没有包括艾滋病治疗。类似于广州的阿伟，为了争取获得治疗权，不得不与社保部门打起官司，而这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官司胜诉，抗艾滋病药物也没有列入医保基本药物目录。所以，我需要这份工作来维持我的生活。

　　我听到过一些人说，艾滋病患者不说出自己的病情，让同事无法进行卫生防护，这是很自私的行为。但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方，他是一位在高科技领域有成就的年轻人。他曾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因此在公司里有一定知名度。他说，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把病毒传染给同事，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他担心一旦同事们知道了他的病情，就会对他产生偏见，甚至决定不再与他合作。他说：“我怕大家知道以后不要我了。”这句话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也许你会说，如果我是通过输血感染的，你还会和我一样对待我。也许是这样，你会继续与我合作，我们依然可以并肩工作。但是，每天中午你可能不再来叫我一起去食堂，每天傍晚你可能不再极力游说我一起去游泳。你可能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开玩笑，赢得沙滩排球比赛后，你也不会再拥抱我了。

　　就算我不是通过输血感染的，也许两年前的某个夜晚，我会和别人有一夜情，或者由于绝望而尝试使用针头。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这样做会让我感染艾滋病，我和你一样，以为这只会发生在坏人身上，永远与我无关。但我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再也不能感受到孩子柔软的手掌，再也看不到爱人老去的样子。然而，我依然会尽力做到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一名体面的人。

　　我想活下去，我希望每天能够穿梭在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我也想看到那湛蓝得让人掉眼泪的天空。我并不是一个肮脏的人。

　　我曾经制作了一期关于艾滋病的节目，记得小姐发安全套给候马卫生局的人，你对旁边的人说：“其实这些人得了艾滋病，都应该集中到一个地方关起来。”我向张文康请教，“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塞住，会怎么样？”他告诉我：“你见过麻风村吗？”他告诉我，不要认为只有高危人群才会得艾滋病，这个病正在向普通人蔓延。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控制措施，到了2010年，感染人数可能会达到一千万。你听到这个数字时也吃惊过，因为你很担忧。但你可能从没有想过，也许你会成为那一千万分之一的人，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在那次调查采访后，有个小女孩在网络上留言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敢告诉任何人你是艾滋病患者，难道你不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会离开你吗？”你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