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血尿没重视几个月后确诊为膀胱癌

　　血尿是膀胱癌发出的第一信号

　　“第一次发现血尿的时候，我并没有重视，直到七八个月后确诊为膀胱癌”，昨天上午，在医院泌尿外科“警惕血尿、关注健康”的医患交流讲座上，一位患者这样说。专家也表示，血尿往往是膀胱癌发出的第一信号，但这一信号很容易被忽略。

　　第一次看见血尿以为是前列腺出了问题

　　今年44岁的老丁，在年初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血尿。“我以为是前列腺的毛病，加上身体比较劳累，就没在乎。而且这个血尿在没打针没吃药的情况下，自然地好了”，老丁说就这样他对第一次血尿没有在乎。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突然出现血尿，而且小便的颜色比较红，“脸也肿了，双腿肿得很粗”，老丁这时才紧张起来，到当地医院一检查，发现膀胱内长满了肿瘤，而且两侧肾脏也严重积水。

　　经人介绍，老丁找到了专家。从检查来看，除了膀胱癌，丁先生的肌酐值高达1273umol/L(正常131umol/L)，这意味着丁先生还患有肾衰竭，如果再进一步发展便是尿毒症。只有通过血液透析降肌酐才能保住生命。幸运的是，通过手术把肿瘤完全摘除后，为减轻老丁的经济负担，吕主任决定不给老丁透析，一次次的复查后，最终的各项检查结果也很正常。“膀胱癌手术后，由此引发的其他疾病都一并消除了”，吕主任说。

　　“血尿是膀胱癌发出的第一信号，但是这一信号往往被忽略，一般来说从第一次血尿到下一次大约要间隔3到6个月的时间，而这个过程中，肿瘤已经迅速生长”，吕强主任提醒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像老丁这样如果第一次发现血尿的时候就去医院检查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好。

　　吸烟是膀胱癌高发的主要原因

　　据专家介绍，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居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首位，也是全球第七位最常见的肿瘤。膀胱癌的致病因素目前还不明确，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专家发现膀胱癌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1、年龄因素，年龄越大患病几率越高;2、大量抽烟;3、长时间接触一些化学物品如苯胺、二氨基联苯等致癌物;4、性别因素，目前已知的是，膀胱癌患者中男性发病率是女性3-4倍;5、电离辐射;6、慢性炎症等。除去年龄因素，前三项危险因素是最常见的主要因素。

　　膀胱癌的常见症状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肉眼可以看到的血尿，这是膀胱癌独特的“异常信号”。专家表示，“我们常常对疼痛很敏感，实际上“无痛的血尿更可怕”!

　　庆幸的是，经过研究也发现，膀胱癌患者中50%以上的患者为早期，并且早期患者经过规范化治疗5年以上生存率可以达到95%，因此膀胱癌的早发现、早治疗对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膀胱癌治疗已经进入“软镜”时代

　　对于膀胱癌患者来说，膀胱镜检查是一件非常痛苦和排斥的事情。随着技术的发展，膀胱软镜的到来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吕强医生告诉记者，“膀胱软镜镜体柔软，与导尿管类似，所以在局部麻醉下操作时患者几乎没有痛苦，也不会对尿道和膀胱造成损伤，降低出血的风险。并且镜体头端可以向上、向下弯曲，因此可以在膀胱内清晰地扫查膀胱各壁、膀胱颈部及尿道内口，消除了检查盲区。传统的膀胱镜检查由于体位原因，对于下肢畸形、严重关节炎、偏瘫的患者有一定的困难，而膀胱软镜检查时不受体位的限制。随着其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目前软镜技术不仅可用于膀胱癌的检查也可以同时实现该病的治疗。医生们会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病情实施个性化治疗和精准治疗，从个体化医疗的角度为每位患者完善相关诊疗方案。”

　　专家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有条件者每年可进行一次泌尿系统的影像检查如B超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中国(移动)互联网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组织和模式创新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但即便如此，这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也可能如鲶鱼般，搅动着整个医疗服务体系。

　　一旦政策为互联网医疗打开闸口，现有医疗资源的服务能力和效率将成倍提高。

　　对于那些需要搭乘长途交通工具前往北上广等大城市就医的外地患者，通过移动APP上传检验结果，获取精确的专业诊断，会大大降低就医成本。边远地区的医疗水平也可通过远程互动大幅度提高。

　　在可穿戴设备和移动APP辅助下，家庭医生和护士可以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并制定更为个人化的治疗方案。随之形成的电子健康档案也更有利于患者的后续治疗。随着电子健康档案的普及，基层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健康档案造假现状可以迅速扭转，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可快速推进。同时大量积累的医疗数据将为诊疗精确化、规范化、标准化打下基础。

　　技术进步带来医疗服务商业模式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医生主导的新型服务模式，会吸引医疗行业自发主动地参与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有创新意识的医疗行业从业者自身会更加清楚需要哪些高效的变革，如何实现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现有的行政配置资源弊端在过去多年的改革中，已经暴露无遗，但受制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以及行业内部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约束，改革可谓困难重重。

　　而新兴的医疗服务业态，借助于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自然地改变了患者、医生以及医疗机构间的关系，同时天然地消解了部分既有行政管制的束缚。

　　例如，一个医生只要在线上注册，即可对患者进行远程诊疗，不必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生开设诊所的限制。同时其诊疗行为仍然可以受到监管，甚至因信息化而更加公开透明。

　　互联网医疗的政策制约

　　但以上都需要得到相应政策的支持。新兴业态发展的核心与传统医疗服务行业无二，在于人才。优秀医疗资源的支撑是新兴业态发展，进而盘活医疗服务市场的根本前提，是服务质量提升、进而与传统公立医疗机构竞争的根本保证。

　　除了需要与其相匹配的医务人员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予以辅助，新型业态也需要形成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传统的医疗服务业态提供清晰可见的改革参照。

　　如果没有自由执业的优质医疗资源加入，再灵活多变的新兴业态也只会沦为空壳。

　　现有政策尚未为医生投身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打开窗口。一方面，现有远程医疗的政策，将其局限于传统医疗机构之间;另一方面，2014年卫计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指出，“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并且“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这一文件明确禁止医生自主进行远程医疗，将医生从事远程医疗的权限收归其所服务的机构。

　　这一规定根源于《执业医师法》。根据《执业医师法》，医师只能在注册医疗机构开展执业活动，医疗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医师并不具备独立、自由的执业权利。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医生和患者越来越多能够越过医疗机构实体进行直接联系。这种实质上的个人行动和名义上医生从属于医疗机构的关系将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

　　已经有相当多的优秀医生开始主动地进入新兴的医疗服务市场。但在现有人事制度下，他们作为公立医院职工，通过新型服务模式和业态获取的收入并不被现有体制承认，甚至违背现行法律和行政规定。这极大影响了优质医疗资源向这一领域流动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医生对新兴领域望而却步，妨碍了新型服务模式和业态的发展。而继续参与其中的医生则不得不面对违法违规行医的尴尬局面。

　　从长远看，互联网医疗的充分发展会显著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减缓医疗成本的增长速度、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对于中国尤为如此。

　　因此，医保偿付机制也应相应改革，以助推这些新兴模式的发展。但相关部门至今没有出台相关的配套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