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健康问题谁来关注呢?

　　记者的健康问题谁来关注呢?

　　我要请假，某一次例行的选题会上，一位同事说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特殊事情，请假仅仅为了花时间平衡自己的情绪。她说自己心理阴暗的时候，在座的其他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没人有嘲笑她的意思，这阵笑声是苦涩的，仅仅是因为她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感受。

　　在温州采访时，不止一个人表达了他们对钱云会之死的看法：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就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尽管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但这种对媒体的敌视却由来已久。记者的职业生涯中，常常会面对不公平、夸张事态、扭曲事实的质疑，而这一切又常被归结于他们的心态：心理阴暗。似乎真有这样一种疾患正如色盲症患者眼里的世界是灰色的，通常认为心理阴暗的人看不到积极的方面，他们对社会的前景态度悲观。心理阴暗已经被当作是媒体业的职业病。

　　心理阴暗并没有尘肺、矽肺那样惨烈，其表现不过是愤世嫉俗、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以及有职业性的怀疑。2000多元的U盘，6000元的警务通，4万多元的电脑，据说都是为了满足特殊的公务需要世界不正是因为太多的特殊需要而变得可疑吗?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候，记者就被这些信息纠缠着。他们的职业本来是将这些特殊需要公布出来，然后追问、质疑、评论，由此改变机构和个人的行事方式，使其尤其是那些为公共利益而设立的机构服从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听上去这未免太过于理想化，所以常常有人质疑媒体的职业病里还包括自大狂，但媒体自身并非是不受监督的。媒体同样受制于他们鼓吹的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不是吗?

　　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通过职业行为得到宣泄的。如果允许质疑，记者就可以通过扒粪这个词译自英文muckracker，翻得很贴切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郁积的情绪就不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但对记者来说，见诸纸面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大多数灰暗景象郁积在他们心头。这些年来，离开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多少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人说热衷于扒粪的记者和媒体，没有建设性。问题是，只有记者有扒粪的权利，其他人才能从事有建设性的工作，社会才能更有建设性地运转。

　　当一个记者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往往还有另一种原因。财新传媒的记者赵何娟在自己的博客上对刚去世的钱云会忏悔，因为她曾收到钱村长的举报信，却没有关注、调查和跟进寨桥村的拆迁故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太小了而且复杂，我们必然难以介入。赵何娟说，不管怎样，我先自我阉割了这个线索。如今她为此感到悔恨不已。她日日跟随钱云会死后的事态发展，却自觉错过了可能改变这个结局的时机，悔恨这些天一直缠绕着我，暴躁地跟随着我，我不敢跟身边人提起我的无能，甚至也一再产生放弃做记者的念头。

　　这就是一个记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几乎每个年资较长的记者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不是每个请求关注的读者都像钱云会那么不幸。有追求的记者为新闻而来，自以为能够让世界更好，如果不是对这个行业寄予了厚望，如果不是因为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如果不是被责任感和无力感所夹击，就不会感到赵何娟那样的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媒体的职业病。有些普通的职业里包含了更高的责任和自我期许，这是它们不可切割的公共性质决定的。所以，政府要对人民负责，人大代表要对选民负责，记者要对读者负责。尽管读者和人民、选民一样，是抽象的集合名词，但在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心目中，读者是具体的。对赵何娟来说，钱云会就是她的读者。

　　记者的目标并不是去迎合读者的需求。有时候，对幸福的人们渲染世界的不幸，差不多被看作是暴行反过来也一样。除了切身利益因为媒体受到损害，人们对当代媒体的反感，主要是因为媒体的观察与自己的期待不符。但你不能希望一个人始终独立的同时要求他时刻服从。媒体之于读者，正如船长之于乘客：船长的工作是独立的，但他的命运与乘客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