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奴化的根源

　　打开中国绵绵几千年的文学史，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你不难发现女性作家千古不变的忧伤之情。许穆夫人故国不得见的《载驰》，仅仅是拉开了女性悲剧性格的序幕，而那些历代的才女们又有哪一个能逃出悲苦格调的抒发呢?天真俏皮的李清照，在少女时代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充满灵性，一旦嫁为人妇，即使琴瑟和谐，也整天愁啊怨呀，真个是写尽了中国的妇人们的柔肠悲情。为什么同样一个女词人，由少女到少妇，在心境上竟然有天壤之别?是什么力量使得女性从女儿性的天真烂漫一变而为愁肠百结、悲苦不已呢?是妻性，是为妻之后的封闭心理和依附的个性使然。千年之后，在当代女作家铁凝笔下出现了一个具有性象征意味的物体：麦秸垛。那如蘑菇般的、高高挺立的阳性象征，难道不是女作家心中对于男权至上思想的无意识反映吗?

　　小说中那个没有文化的妇人离婚不离家，在被抛弃时竟郑重地提出要为对方生一个孩子的要求，一生无怨无悔，并在丈夫落难时无私无欲地照顾他和他的妻子，妻性、母性都表现得相当强烈。而另一位有文化的女知青也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老一代的道路。她们忍辱负重地活在世上，只是要求一个能使自己为之付出爱和生命的物体或场所。这种纯然的牺牲精神甚至不要求男性世界的回报，而是心甘情愿，甚至带有自虐的快感。这固然和女性封闭的心理机制有关，然而男权社会数千年的妻德教育，在女性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妻性不单成为男性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成为妇女们们自觉的追求。“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然抱着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梁南《我不怨恨》)连男性知识分子的人格中都带有如此浓重的女性臣服的意味，更何况处在社会底层的妇人们。

　　由此可见，妻性是女性文化中最根深蒂固、最传统的部分，它意味着依赖、忍从、奉献、牺牲、坚贞等一切对男权社会的义务，从而决定了女性奴化人格的确立，也正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无法走出自身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

　　“秦香莲情结”：一种共生性的感情方式

　　在包公戏里，最有名的一出莫过于《秦香莲》，它在民间影响至深，几乎是其他古典戏剧所无法比拟的。至今，仍然人们仍然习惯于把喜新厌旧的人称为“陈世美”，而把含辛茹苦最终竟被遗弃的女性称为“秦香莲”。一直以来，“秦香莲”几乎成了一种美称，甚而至于在80年代的北京曾经出现过一群被迫离婚的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告团”。凡是为家庭、丈夫做出过牺牲而后又被遗弃的妇女，到了妇联，只要自称为“秦香莲”，就会得到大量的同情，“秦香莲”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情结，在妇女的心中扎了要，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秦香莲情结”其实包含着两种指向：助夫和杀夫。如果说助夫是说明了女子的奉献、牺牲精神，是一种妻德的完美体现的话，那么杀夫就是一种索取，是女性付出代价(相夫教子)后守夫不住的复仇行为。正如钱荫愉所说：“在女性眼中，那个男人要么充当保护者或压迫者，要么是对手或敌人。”其实这不单单是情感上的极度表现，从深层意义来讲，正是女性要法语社会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心理体现。说到底，“秦香莲情结”首先是奉献，做为妻子，你必须具备中国女性的所有美德：上奉公婆，下养儿女，助夫成龙，任劳任怨。只有先做到这些，你才有资格向男权社会索取，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倘或是“上头一盆火，下头一把刀”的不讲妻德的王熙凤是决没有索取的资格的，她的被弃只能落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谁叫你不精明能干不守妇德呢?说来说去，“秦香莲情结“正是妻性文化的一个典型的道德模式和悲剧模式。这种以女性的隐忍、自我牺牲为基础，要守住丈夫、守住家的妻性由此得到千百年来正统文化的赞同，成为妇女们效法的榜样。而守之不住，两败俱伤的结局，更成为历代欲为妻而不得的妇女们的一种复仇模式，这被称为志气，你随时可以看到当代秦香莲们那宁死不离婚，拖也要把对方拖住的壮举，而起决定作用的妻性文化早已在女性心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无论成功与否，悲剧已经上演。

　　可见，“秦香莲情结”正是妻性文化的典范，这种妻性文化也造成了女性对男性完全依附的畸形心理。这咱从一而终，好便是好，不好就“与汝偕亡”的共生性的感情方式，正是女性奴化人格的彻底体现。

　　鲁迅先生在《坟·挪拉出走以后》中曾说过，女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就是没有妻性，妻性是后天的。可见男权这会对于女性——自己的附属在心理上的奴役是何等的成功。男性依然故我，女性已表现出对家庭、对男性的挣脱和反抗，对于妻性文化的厌恶和逃避，甚或对于妻子、母亲角色的不屑，都展示出两性间文化的差异。女性已经开始觉醒，并逐渐走出“妻性文化”的阴影，走向独立和成熟，而男性的自我满足，男权中心也必然引起优秀女性的不满。走出依赖的共生性的妻性文化，建立独立不倚的健康的女性人性，使女性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这才是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女性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