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手术，再也不要滥做了
"变性人之父"疾疾呼
解放日报报道:日前的一则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变性手术的关注：一位妻子突然发现丈夫变性成了女人，夫妻成了姐妹，这个家如何继续下去？
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变性手术，为什么会演变成幸福生活的“杀手”这个特殊的医学领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有“中国变性人之父”之称的何清濂教授。
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女子向法律援助热线求助：她的丈夫连招呼也没打，就做了变性手术变成女人了。本来的夫妻现在成了“姐妹”，一家人的生活状态顿时陷入尴尬。现行的婚姻制度如何维持？原本的家庭生活如何继续？难道身体是自己的就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变吗？
一个真实的故事，引发了记者采访的冲动。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个别医生唯钱是图，视变性手术为儿戏。这么做，不仅是对患者本人不负责任，而且还会对社会造成麻烦。
何清濂教授是中国变性手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被人称为“中国变性人之父”。在接受采访时，何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庸医杀人啊，那是为天理所不容的。我们的宗旨应该是‘治病救人，使人幸福’。”
１０多年来，何教授一共做了８０余例变性手术，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如此复杂的手术，如此高的成功率，堪称医学上的奇迹。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除了何教授精湛的医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患者本人、家庭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的谨慎态度。这既是一种高尚的医德，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采访中，何教授谈起两个例子痛心疾首。一位变性人在做了手术后，突然反悔；但事已既成，后悔也晚了。于是这位变性人在近乎绝望、崩溃中持刀杀死了给自己做手术的医生。还有一位在北京诈骗了巨额钱款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跑到上海来做了变性手术，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逍遥法外。
“如果说在做变性手术之前，对患者有着充分的了解，这些悲剧、闹剧就不会上演了。说到底，是因为目前有个别医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唯钱是图，视变性手术如同儿戏。这么做，不仅是对患者本人不负责任，而且还会对社会造成麻烦。”
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女子求助法律援助热线：她的丈夫连招呼也没打，就做了变性手术变成女人了。本来的夫妻现在成了“姐妹”，一家人的生活状态顿时陷入尴尬。现行的婚姻制度如何维持？原本的家庭生活如何继续？难道身体是自己的就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变吗？
做变性手术，必须征得家庭成员的同意，这是何教授立下的一条严厉的规矩。“我这么做，既是对患者本人负责，也是对患者家庭成员负责。”何教授解释，“如果一个变性人没有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即使手术很成功，他（她）也很难被家庭成员所接纳，被社会所接受；唯一的选择就是出走他乡，更名换姓。父母若不同意自己的子女变性，而你却自说自话做了，那不是伤了患者父母的心？他们可能因此还会对你记恨在心，跟你没完没了。”
在何教授看来，变性不仅仅是在手术台上实现性别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帮助变性人以新的角色重返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纳。“现在很多缺乏责任感的庸医，只要病人交钱，马上就做手术；而且乱开价码，一个通常情况下约需３万元的女变男手术竟开价１０万元。”
何教授告诉记者，更有甚者，个别本来不会做变性手术的医生，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在易性病患者身上轻率开刀，只搞一些“破坏性工作”，对于至关重要的“建设性工作”却撒手不管。“这简直就是庸医杀人，天理难容！”何教授对此现象甚为愤慨。同时，他也告诫那些易性病患者，切莫因心急而上了某些庸医的当，否则吃亏的还是患者自己。
变性手术需要相当高超的医术和技巧，既要“破坏”，更要“建设”，随便拿人开刀，只能酿成一幕幕悲剧。
自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成功后，一时间，大医院、小医院，甚至私人诊所，纷纷涉足此领域，而不掂量掂量自身是否具备相应的医疗条件。明摆着，他们图的是名利。一个普通的男变女手术，动辄开价七八万元，女变男的手术更是十万、十几万元地信口开河叫“天价”。
真有这么贵吗？何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像这些手术，顶多３万元就解决问题了。一些医院正是利用易性病患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漫天要价，极尽所能盘剥病人，可谓是昧着良心赚黑心钱。
变性手术是需要相当高明的医术和技巧的，尤其是女变男手术，在全国范围内能做得了的医院和医生，屈指可数。可是一些医院、医生却不顾自身不具备变性手术的条件这一现实，对“饥不择食”的易性病患者“有求必应”，用自己的手术刀导演着一幕幕悲剧。
刚接受变性手术的小李悔恨不已地对记者说：“都怪自己太不慎重、太草率了。也许是因为那时的我病急乱投医，饥不择食，所以就随便选择了一家肯为我做手术的医院。谁知道……”
为了做变性手术，小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花光了自己辛辛苦苦打工积攒下来的钱，而且还跟自己的父母搞僵了关系。到头来，变性手术失败了，不仅性别转换没有达到目的，更糟糕的是，小李发现自己“不伦不类”：说自己是男性吧，可男人该有的东西都已经切除掉了；说是女性吧，可自己还欠缺许多女性该有的“零件”。手术后的小李就是在两性的“夹缝”中生存，“连上公共厕所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不知道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小李一脸的痛楚和无奈。
小李告诉记者，手术后，他曾问主刀医生，自己为什么没有阴道再造？那位医生拍拍胸脯保证：“你先等一两年，到那时候不要说阴道再造，而且还可以子宫移植，让你跟正常的女人无异，她们能生孩子，你也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小李对那位医生的话深信不疑，沉浸在能做母亲的幻想之中；直到后来伤口感染，去医院诊治，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谓的“子宫移植”，只不过是难以实现的奢望罢了。
相信与小李有着同样遭遇的变性人，还有很多。世俗的偏见，使得他们不便开口，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有泪也只能往肚里吞，独自品尝其中的酸楚。命运对他们本来就很不公，患上了罕有的易性病，在“身与心为敌”的状态下，艰难地支撑着。但一些庸医却打着“变性手术”的幌子，干着谋财害命的勾当，使得这些易性病患者雪上加霜，这能不叫人寒心吗？
何教授也接待过好几位这样的病人，带着满身的伤痕和心灵的创伤，求何教授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身体。这些病人在其他地方曾作过女变男的手术，但由于医生技术不过关，把她们子宫、卵巢切除后，却没有办法给她们再造男性生殖器，使她们“不男不女”，倍受折磨。何教授对此非常气愤：“这是害人一辈子的事情！这给病人带来的是一辈子生理、心理上的痛苦！这些庸医毁了她们一生的幸福，跟草菅人命没什么区别”
没有法律说禁止做变性手术
，也没有法律说可以做变性手术，对于变性手术是否成功，更是没有一个权威标准。变性手术呼唤法治。
在痛苦和后悔中度日如年的小李气愤至极。他去找那位医生，可那位医生有充分的证据为自己的过错开脱。因为他不仅握有小李志愿变性的申请书，还有两人的协议书，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对于变性手术后出现的一切后果由变性本人承担。更何况在整个医疗领域，变性是否成功尚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标准。
他告诉记者：“说实话，现在我很后悔接受变性手术。许多易性癖患者看到我的女性模样都很羡慕，其实我很想劝劝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变性，落得个跟我一样的下场：家庭不肯接受，工作也没有着落，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因为手术的失败，我无法像其他一些变性人一样结婚，甚至不能接受追求我的男子。现在的我，对生活没有了信心和希望，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身心俱碎，麻木不仁’。”
如何整治、规范变性手术治疗市场？何教授认为，当前迫切需要一部相关法律来约束、规范变性手术。当前变性手术如此泛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医院、医生在钻法律的漏洞：没有法律说禁止做变性手术，也没有法律说可以做变性手术，对于变性手术是否成功，更是没有一个权威标准。
何教授认为，相关法律应该指定专门的医院、医生做变性手术，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合格的颁发许可证书；不合格的，严厉禁止做变性手术，否则就是违法，要受法律的惩处。并且确立易性病治疗原则，即谁治疗，谁负责；防止某些医生做完手术后，推卸自己的医疗责任。这么做，也能迫使他们在手术时，更加谨慎认真。
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对变性手术过程中出现的事故，有监督、调查的权利。那些在手术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易性病患者，可以到监督部门来投诉，监督部门对患者负有主持公道和保密的义务。
在某种程度上说，易性病患者是一个比爱滋病患者更弱势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何教授沉重地说：“希望相关法律能够尽快出台，这不仅仅是挽救变性手术这项刚刚起步的医学事业，而且还能挽救那些身心俱受折磨的易性病患者，让他们的心不再流泪。”
变，还是不变？变性对于患者自身来说不仅是一次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涉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变性需慎重。
并非所有的易性病患者都必须做变性手术。一般来说，能不做就不做，能熬过去就熬过去，能用别的方法就用别的方法。何教授告诉记者，毕竟，变性不仅对于患者自身来说是一次有生以来最激烈的心理、生理上的变化，而且它还牵涉到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可以说，变性手术已经超越了传统医学范畴，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医学，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变，还是不变？何教授的态度是：只有对那些病史长、症状典型，已严重影响生活乃至生命者，他才会考虑实施变性手术，并且要求病人日常生活中试行异性行为及角色１至２年，排除那些因一时冲动，或别有用心的患者的变性要求。因为一旦给他们做了变性手术，可能后患无穷。
变性手术，并不是治疗易性病的根本方法。何教授解释，目前，对于易性病的病因，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因此很难找到治疗该病的根本方法。变性手术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说到底，易性病是一种心理障碍性疾病，病源是患者的性别自我认识发生障碍。治疗易性病，方向在于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纠正，使患者认识到顺应自己的天然性别，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何教授告诉记者，他在为患者施行变性手术之前，总是要同患者反反复复地谈话，劝诫他们能不做就不做，告诉他们，做完手术之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易性病患者同何教授保持了五、六年的通信联系，要求变性。但何教授在和其谈话中，得知这位易性病患者夫妻生活很正常，何教授感觉到，变性对于这位患者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于是何教授规劝他暂时不要考虑变性，因为变性将会改变他现有的一些生活，包括美满的婚姻。何教授建议他找些事做，让自己的生活忙碌、充实起来。后来，这位易性病患者通过了律师资格专业考试，成为一名律师。记者看到这位患者在给何教授的来信中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对于变性，也不再是那么的渴望了。真的感谢何教授，要不是您，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是一个遭受世人冷眼的变性人吧。”
治病先治心。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多给这些病人一些理解和温暖，如果施行变性手术的医生都能像何教授那样慎之又慎、倾注爱心，如果法律能够为变性手术定个规矩，那么，易性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就会重新体验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