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刺”富士康

对于富士康来说，2010年5月将是值得记入商业史册的日子。多年来高速成长的代工航母，在后工业时代终于集中地爆发出其脆弱的一面。当《中国经营报》记者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对富士康进行“穿刺检查”，努力寻求各个事件的真相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这样一个“有序的世界”里，一切看似简单，却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编者的话：

别让“习惯性”成为常态

2010年5月26日晚，富士康一名男性员工坠楼自杀;

5月27日早，一名女性员工坠楼重伤，正在抢救中;

悲剧不断上演……

而在这些频频被刷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面对逝去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以对?

5月26日，在深圳龙华厂，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首度公开面对数百家媒体。当着千余人，他深深三鞠躬，“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不过，郭台铭亦称，其中很多轻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感情等原因，与员工的个性及情绪有密切关系，而与集团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压力关联不大。

有人认为，是代工模式瓶颈和成本压力导致了富士康目前的困局;有人认为，是制度执行有余关怀教导不足，导致了富士康员工选择以这种极端方式进行表达;还有人认为，是巨大型企业管理机制不能有效传导，使得上下级管理脱节进而产生了误解和伤害……

但无论如何，对于企业与社会来讲如何阻止悲剧再发生已经是迫在眉睫。

在这里我们想问问富士康，除了对园区的硬软改善外，是否实现了对企业内核管理的改变，以及对员工形成真实关切?

想问问社会，是否应该从政府、政策层面，给予积极的引导和救助，以防止目前的“习惯性”极端表达成为常态?

有观点认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企业，是比大陆代工型企业先进5~10年的企业。那么，深入研究富士康的管理和困局，也是在帮助行业中更多企业找到现实发展的良性路径。

2010年4月5日、2010年4月12日、2010年4月26日、2010年5月3日、2010年5月17日，《中国经营报》在连续五期对富士康坠楼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后，从本期开始，我们更加关注生命和企业社会化边界的问题。

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经营报社六层会议室，来自企业界、学术界、管理界的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大家希望为这家全球最大的，超过80万员工的代工企业，寻找现实的可解决路径。

现在，我们更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社会和舆论的质询。希望有更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来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2010年5月26日，深圳龙华富士康南大门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热闹。来自全国及海外近200名媒体记者，在这里聚合，参加富士康企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媒体开放日活动。

11时许，四辆大巴满载着记者驶入富士康龙华厂区的一栋主板生产车间。在考察完毕后，记者们又被带到富士康新装修竣工的员工关爱中心。在一间多媒体放映室，郭台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近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中，郭台铭面对来自全国及海外的近200名记者，神色紧张。悲剧不能再上演!但事实却让他更加无力。

规定时间，规定动作

在近两个多月集中坠楼事件发生后，提问更多集中在管理问题上。尤其是那份“员工生死状”合同，记者甚至将合同样本都拿了出来。为了让自己表达得更清楚，郭台铭往往要费好长时间来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并不停地打手势。

早在2010年1月底，马向前坠楼死亡事件受到公众关注时，郭台铭曾宣称“富士康是负责任的企业”，相信这并不是企业的问题，也没有进行内部整顿。随后，在3月份一个月时间里，富士康发生了3起坠楼事件。4月份，相关数字再次增加。但郭台铭一直未曾就此向公众表态。

当《中国经营报》记者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对富士康进行“穿刺检查”，努力寻求各个事件的真相时，遇到巨大的困难。严密的保安体系，强大的律师团队，专业的媒介公关部门……

然而，从警方所公开的极少量信息来看，所谓的“跳楼真相”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疑点，比如对目击者调查，及死者尸检报告等细节的公开极少，这不断地累积了公众甚至富士康内部员工对这些事件的神秘感。

愈演愈烈的自杀事件，以及不断恶化的舆论倾向，导致5月26日的媒体开放日极受关注，许多国内外媒体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请自到。这同样也造成媒体开放日期间，采访秩序的严重混乱。

郭台铭所到之地，一直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这样的追访持续到下午1：30左右。

剧变与不变，富士康回避什么?

媒体开放日的下午，海峡两岸的心理学、社会学专家就富士康员工心理问题举行了学术报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和团体的专家就富士康员工心理问题作了学术报告。

早在2010年2月，国内外专家组就先后入驻富士康集团。这是国内企业第一次以学术的方式来关注员工的内心世界，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年轻人的生存焦虑。

两个多月以来，富士康内部一直在采取对应措施，其中最大的举措是心理干预体系的构建。

4月份，富士康便完成了员工心理异常信息报送软件系统组建，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宣称，一个月期间已成功化解20多起问题员工的心理危机。与此同时，早在2009年就已建成但使用率不高的员工关爱中心，迅速进行了扩大装修，并于5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员工关爱中心，是按照心理咨询室的框架设置的一个集人力资源投诉、心理咨询为一体的机构。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发现，员工关爱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多数相对年轻，35岁以上的咨询师数量较少。不过，富士康已向社会发出招聘公告，以年薪20万~60万元招聘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

就在一周前，富士康对全体员工进行了摸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即将离职的中层干部罗莉(化名)，也被列入了“问题员工”名单，并由一名协理来专门负责处理其“情绪上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将我列入‘黑名单’这事情挺搞笑的，不过被他们重视的感觉还是很好!”罗莉笑着对记者说，她之所以准备离职，原因就是“有想法却不被重视”。

此外，富士康还在基层组织中成立“50人相亲相爱小组”。即由相对熟识的50人组建成一个互相关注的虚拟团队，只要其中某个人出现了异常情况，其他人就要迅速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

在富士康龙华厂区，许多高楼正在施工，建设围栏、护网等保护设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富士康表现出惊人的执行力。

然而，至今富士康没有就此前许多未了结的事件进行责任追究或者重新处理。包括马向前家属在内的员工家属维权至今仍然在进行。5月26日上午的媒体开放日，马向前家属再次手持标语，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请愿。

曾经给郭台铭写过投诉信的“一根筋”员工关养春，在劳资纠纷案走完终审程序后，再次向富士康的法律顾问团队发难。他表示，将可能向四川省律师协会投诉富士康现任首席法律顾问。此前，关养春通过向深圳市律师协会投诉富士康前首席法律顾问李永军，已迫使其离开富士康，不再替富士康出庭各类官司。

仍然不变的还包括，警方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意公开公众质疑的部分坠楼事件调查细节。

深圳市政府亦在5月26日晚上6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深圳市有关部门对富士康跳楼事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通报，但没有就其中任何具体的死亡事件公布相关情况。

经济法则难解心理纠结

对于员工频繁自杀的问题，郭台铭认为与工作压力并无直接关系，“与很多人天生的个性与基因有关系，或者是跟他的感情因素有关系。”

目前主流的声音也归因于90后年轻人心理脆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喜凯平在座谈会上说，个体自我的局限很重要，每个人都习惯于怪罪别人，而不是检讨自己。不过，彭凯平同时也表示，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那么人们的心理追求是不同的，这种变化也是形成心理失衡的重要背景。

在前往讲座现场的路上，记者围访郭台铭，正当郭台铭要离开人群时，《中国经营报》记者最后发问：“有没有打算给更多的员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说不加班的自由?”

郭台铭当即停下脚步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员工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他绝对可以上诉。”

然而，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志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是出售自由。而恰恰富士康的“优势”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正如17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十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职员工，这样描述他对工作的见闻：“有一天下班回去的时候，几个同事在说自己最近是不是变傻了。反应比以前迟钝了很多，因为我们是搞技术的，脑细胞死得很快。”

曾有一名中层干部在会议上讲：“作业员(指普工)就是呆子，我们的机器要做到防止呆子制造故障。”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但是由于代工本身带来的低利率水平，直接导致员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劳动强度过大，收获与付出不平衡，导致心理失衡。“生产最好的产品，做最累的活儿，却无足够的收入。”

郭台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指出，有一名跳楼者就是冲着几十万元的赔偿金额选择跳楼。而在网上许多人认为，这种赔偿有鼓励自杀的嫌疑。基于此才出现了“生死合同事件”。

在这个个体价值缺乏认同的企业里，顽强的抗争者如关养春，脆弱的抗争者如马丽群，严苛制度的压力事实上已关乎自由与公平。现在，这已不仅仅是经济法则与表面关爱就可简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