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和文化的作用力是如此强悍

近日看了黄秋生老爷子抨击内地演艺圈体制混乱，环境糟糕的新闻，其中有这么一段：内地剧组的临时演员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我们冬天拍，零下十几度，很多演员都没有帐篷换衣服。其中有个演员病了，人家就和他说‘你以后签约就要签主角，你看黄秋生是主角，他就有帐篷和小太阳。’这是人话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演员一旦成名之后，都喜欢迟到、早退、骂人、耍大牌，因为他们的心态早都已经被扭曲了。”

其实都怪我们一直以来对人性太想当然，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被繁重的名利剥夺了童年的人却在往后的日子里修筑乐园帮助更多孩子享受童年欢乐的例子根本就是凤毛麟角。我们有时似乎觉得经历过痛苦的人更能珍惜幸福，没感受过爱的滋味的人更懂得去爱别人云云，其实真的不然。若真如此，这世间就不会有那么多循环往复的苦难和悲剧了。

按照精神分析法，人性最凸显的特点是转移和宣泄，倍受欺凌的人不仅不会善待别人，大致还会变本加厉*更弱的人以求心理平衡。所以要求在严苛环境里长大的人对他人宽容；饱受侵略的民族对他民族存有善意；在酷刑暴政中夹缝生存的国民性格温良笃厚；在贫穷和压迫中成长的人不滥用财富和权利；在乌烟瘴气生活环境里熏陶着的人出头后做一个高素质高修养的人……几乎只是天真的美妙想法，这样的一厢情愿给我们带不来多少好处。

简而言之：对于自己从未感受过其好处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想到拥有和施以；而给自己带来害处甚至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只有同样施加和分担给别人，让别人和自己受一样的伤，方可让内心的自卑及压抑得以抑制，尤其是先天赋予的不公平只有同样以不公平来消除，以暴制暴带来的坏处如是。

若不信我的话，那咱们走着瞧。此外对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讨论以童年的行为来做为依据也是毫无意义的，儿童时期经常会出现两种极端表现：对待小动物要么虐杀要么关爱；对待小伙伴要么亲密无间要么骄横跋扈。鉴于这些是未经判断的非意识行为，做这些事情时孩子脑中并没有明显的对错意识，追求的只是感官感受，毕竟儿童头脑的生长发育还未达到理性大于感性的阶段，人性也并非要以感性而不是理性来论断。且实用主义永远占据着生活，就如人们激辩的杀生吃肉是否道德是否残忍，终归没能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毕竟杀死一只动物哪怕是人们视为最亲密伙伴的狗，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生活上的不便甚至灾难，精神上的谴责或痛苦被认为是不足为道的。

今日刚读完《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关于议会心理，聚众心理，审判心理等几章颇有心得。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有两种：代表性民主和直接民主，前者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立足根基。韩寒认为我国人素质不足以享有民主，其实是把民主的态度局限为直接民主了吧。若实行代表性民主，无论再无头脑再喧嚣盲动的乌合之众的意见自有具备清醒判断力和卓越见识的代表人进行筛选，起码要给所有人表述和拥护各自代表人的权利，而不代表多数就一定该让少数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