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幸福”成为有名无实的口头禅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母女俩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了鞋子，把光脚翘得老高地在晒太阳，上面的标题是“晒自己的幸福，让别人来看吧”。这大概是配合眼下“谈幸福”的热门话题，在报纸语言中追赶某种话语时髦。这样使用“幸福”一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一般人在说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往往指主观感受到的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取决于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在普通话语中这种用法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不必计较或当真。但一旦上升为某个社会“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显示或证明，那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和熙的阳光下感觉舒适快意，是狗是猫的动物都能感觉这种快乐，将此称为只有人类用心灵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维还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价，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义；满足于廉价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作家张贤亮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当右派时的经历，他先是说，“我个人最不幸的时候也是我们民族最不幸的时候”，接着又说，“劳改是很幸福的。有很多人想劳改而不得，懂吧，进去劳改，判几年，你就在里面劳动就算了，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进行政治运动，天天要进行批判，天天要为那一点票证发愁，我进去什么也不发愁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段激进的时期，叫‘低标准、瓜菜代’，恰恰是劳改队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少，因为至少稀汤每天还有得喝”。

 

张贤亮说的“幸福”是他的自我调侃和自我解嘲，丝毫不能证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幸福。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也说了一个类似的“幸福”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观念，来推动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改革，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对很多思想家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幸福成为一种以改善民众生存状态为现实目标的政治伦理。“幸福”被用来代替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以区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对”和“错”。这个新的价值概念后来被用作为公共政策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