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何鲜有仇富心理?

老百姓其实并不仇富,他们从不会仇视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只会仇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财富——贪官贪来的钱、奸商害人赚来的钱、官商勾结获得的不义之财。这不是仇富,而是反腐、反不公平、吁求正义的权利意识在财富问题上的表现。

日前,我国首个《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根据调研成果撰写。调研范围涵盖了31个省(区、市),涉及270个村庄,共获取了4794户农户的问卷信息。这份报告显示,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但暂时鲜有仇富心理,对未来比较乐观;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乡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11月29日《南方日报》)。

农民对贫富差距感受颇深,却暂时鲜有仇富心理——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矛盾、似乎也不符合公众直观感受的调查结果。照常理推断,对中国贫富差距感受颇深的人们,都难免会对那些财富高出低收入者数千数万倍的人有点仇恨心理;尤其是农民,他们身处中国的最底层,收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其中的一些人尊严被剥夺,权利被践踏,获利最少,在我们的认知中,这个群体应该有强烈的仇富心理,怎么会“鲜有仇富心理”?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调查的方式,仇富是一种心理,它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很难通过“问卷调查”这种浅表的方式展现出来。仇富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仇富一方面会暴露一种非理性的仇恨,一方面会让被调查者觉得“自己挺没用”——自己得不到财富,就眼红别人的财富。所以,没有几个人会愿意直接承认自己有“仇富心理”,你问一个人“仇不仇富”,他一般会说自己没有,可并不代表他的内心没有这种心理。仇富是一种需要从行为中观察的取向,而无法通过问卷得到结果。所以,基于调查方式的缺陷,“农民鲜有仇富心理”的结论不一定反映了真实的农民心态。

另一个原因是,仇富心理可能本就是一个被夸大、被渲染的伪问题。农民鲜有仇富心理,这个判断隐含着一个前提:当前中国社会有严重的仇富取向,可农民却鲜仇富。其实,中国社会的仇富取向,本就被人为夸大了。

公众对贫富差距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在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时,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我们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败和不公正。”多么健康的财富分配认知,多么理性的普通公众,虽然身处一个断裂的社会,承受着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但他们没有仇视那些富人,没有依仗弱者的道义优势和多数人暴力提起“劫富”议程,而是非常理性地选择了“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方式。公众这种可贵的“分配理性”,是对少数精英长久以来“门缝里看大众”——低估大众理性、妖魔化大众情绪、渲染仇富威胁论的一种有力回击。

老百姓其实并不仇富,他们从不会仇视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只会仇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财富——贪官贪来的钱、奸商害人赚来的钱、官商勾结获得的不义之财。这不是仇富,而是反腐、反不公平、吁求正义的权利意识在财富问题上的表现。这种背景下来看“农民鲜有仇富心理”,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实不仅是农民,客观而不带偏见地看,老百姓都鲜有仇富心理。仇富,是一个被强加到公众身上的标签。

正如评论家张天蔚在题为《旗帜鲜明地仇富》的评论中所写的那样:“我的仇富不是阴暗心理,不是角落里且妒且恨的觑视,不是背地里的嘀嘀咕咕,而是理性判断和立场选择,我仇富,但不仇奋斗致富、合法致富,但对于以伤天害理、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的方式致富者,却一定施与最大的仇恨;仇富不但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且还是一种立场的宣示和政治诉求。”

具体到农民鲜有仇富心理,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不同,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富人的钱是如何赚来的,村民大多非常清楚,对这种知晓来源的透明财富,民众不会有仇恨心理;城市社会的仇富,主要源于陌生人社会中财富来源的不透明。其次,在纵向对比下,农民对财富的要求比较低,他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很多的改变,过去温饱都成问题,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更善良、更懂得感恩的他们,就觉得很满足了,而不会对与别人的财富比较有过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最后就是农村相对闭塞,接受到的贫富差距信息没有城市人那么多,农村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城市那么严重,所以仇富心理也会弱化很多。

当然了,不能因为农民鲜有仇富心理,就漠视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