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也懂得性吗？

灾难事件，如飓风、地震、海啸等，发生的概率虽然一般不大，但一旦发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损失却十分巨大的。Faulkner(2001)将灾难定义为：几乎不可控的、带来悲惨性后果的、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因为灾难事件所具有的小概率、高风险、高代价等特点，故也被学术界称为“小概率高风险事件”。

灾难事件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适应和情绪状态(创伤后症候群，PTSD;抑郁，焦虑等)，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1986年Chernobyl核事故之后， Havenaar等人(2003)发现在受辐射地区和未受辐射地区的被试者在自我报告的“风险知觉”和“信息可信性”上都存在着显着差异。Sacco等人(2003)则报告，“9?11”恐怖袭击后人们更加倾向风险规避，决策更保守。研究者们认为，“这种信心的变化不仅源于袭击事件的心理冲击，也源于突然增大了未来的行为和反应的不确定性”。

不安全感使公众会变得更加保守

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在面临风险决策时，正如Wu(2004)等人举例的那样，“如果你相信会发洪水，那么购买洪灾保险(flood insurance)就是明智的选择;反之如果你认为不会有洪水，那么购买此保险就不是个好主意”。而小概率高风险的灾难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对可能结果的概率或期望价值的知觉和判断发生显着的变化。比如“9?11”后，美国人更多地选择驾车出行替代乘坐飞机(Gigerenzer， 2004)。Sacco等人(2003)的实验也发现，在“9?11”恐怖分子袭击后，由于灾难导致的不安全感，公众会变得更加保守、更不愿冒险。

近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纾、李金珍等人在2008年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后所做的研究却发现，在面临“损失”时，人们的确更加倾向风险规避;而在面临“获得”时，却更加倾向风险寻求。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2003)的结论。灾难后的风险态度不能简单描述为更加侧重风险寻求或规避。更合理的提法应该是，灾难后人们会表现出更加高估小概率这一稳定倾向。

同时，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ahneman和心理学家Tversky(1979)的观点，高估小概率可以用来解释人们购买彩票和保险的行为。研究发现，地震后人们对于彩票和保险的购买意愿的确都增强了。进一步分析发现，Sacco等人(2003)所用题目中的变量参数与Kahneman和Tversky(1979)所用的参数虽然在“货币价值”(economically)上相等，但在“数值”(numerically)上却并不相等。而数值的大小变化本身就会引起人们在风险态度上的变化。根据李纾(Li，1998)总结的风险态度“四折”模型(a four-fold pattern of risk attitudes)――对于小的确定物(Sure Thing，ST)而言，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寻求，而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规避;但对于大的ST，人们则表现出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而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寻求――可以看出，Sacco 等人(2003)与Kahneman和Tversky(1979)研究中风险态度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ST的变化所造成的，而不能简单归因于“9?11”这一灾难事件的影响。

使时间的延迟更加不确定

日常行为决策中，人们经常要对发生在未来某一时间的结果作出判断或选择。这种“结果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选择”被称为跨期选择。跨期选择的“时间折扣”观点认为，奖赏物的主观价值随时间的延迟而降低。跨期选择是决策研究领域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很多涉及自我控制的情形下，比如赌博、酒精(和药物)滥用等等。

对于跨期选择的一种解释是，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未来的获得是不确定的，时间上的延迟隐含着风险。例如动物的觅食行为可能被捕猎者或入侵者打断，食物可能被竞争者抢走，甚至可能在成功地吃到食物之前意外死亡。在人类当中，也可能会发生不遵守关于未来奖赏的承诺的情况。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宁愿要现在马上可得的较小的奖赏，而不愿意要以后的更大的奖赏，是因为时间的延迟使大的奖赏更不确定。在汶川地震前半年和地震后哀悼日，以北京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研究显示，地震之后人们更加倾向于要“现在的获得”，更倾向于承受“以后的损失”，也就是说，小概率高风险事件的发生，使时间的延迟显得更加不确定，地震之后人们的时间折扣效应更强。

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比如可以为灾后酒精滥用增加等现象提供合理的理论解释。成瘾理论认为大的时间折扣率会增加酒精和药物等成瘾的风险。灾难事件后的酒精滥用风险如果是增大的时间折扣率引起的，那么在灾后干预工作中可以将时间折扣率作为指标，用来甄别存在酒精滥用危险的人群，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