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1952年，美国影响正如日中天的《党派评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目是《我们的国家与文化》。目的是“考察美国知识分子用新方式看待美国及其体制的明显的问题。”去年秋天，另一杂志召集知识分子作了一场讨论，这次的题目叫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文化都是关系紧张的竞技场—不管这紧张关系预示了民族复兴、衰落还是维持原样。

数字技术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获得信息、相互交流和娱乐的方式，但许多人担心它将把所有形式的表达琐碎化，担心美国人普遍遵循的那些价值观随着原子化的个体而溃散，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

我们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紧密了，博客、twitter、微博，及各种即时通信工具，都在使我们“唾手可得”。但我们却又感觉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松散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社会，各说各话，看似彰显多元价值，但事实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国家和她的苦难仍然使我们不能不对潜在的危险持以警惕，担以责任。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唤起最深沉的哀痛和历史责任感?恐怕没有比我们的下一代遭受人为灾难更让人心痛和无力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更容易达成共识了。这是几位知识分子一次自发的讨论，无组织无预谋，他们谦虚地称，不敢妄称代表知识分子，但发出的，的确是作为知识分子之一员的声音。直面近期这些巨大的人为灾难，恐怕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道义责任。

我们无处可逃，我们也不想推诿遁形，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他，社会不是“我—他们”结构，而是“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