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五味补泻理论，实则泻，虚则补，虚实有道

肝的五味补泻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首先，笔者认为须界定此处补泻的内涵。李中梓提到“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这提醒我们考虑此处“补”与“泻”应立足于本脏的生理特性的基点上。肝如此,它脏也应准此。以肝为例，肝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

散之，则条达，辛能散，故食辛以散之，遂其性则补，反其性则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若误以为其中补泻“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意思,则与《内经》的原意相去甚远了。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张元素补肝用的是细辛，补肝即遂肝性，临床上细辛用途主要有二：一是用治阴寒内盛，寒痰蕴肺之证;二是与黄柏、黄连等相配治风火牙痛，口腔溃疡，即宗《内经》郁而发之之旨。在未读此文之前，笔者围绕“郁火”曾有诸多疑问。而体会到细辛补(散)肝治郁火的内涵后，诸如郁火的定位及用药依据问题都得到解释。

心的五味补泻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心主缓，即所谓心神心气的涣散不收。

通过酸性药味的收敛作用，达到凝心神、固心气的作用。四季之中，心主夏，夏又易伤于暑。暑为阳热之邪，性开泄而能耗气伤津，令人脉虚汗泄。因汗为心之液，汗出过多便会引起心气的亏虚。生脉散治暑伤元气，自汗脉虚有奇功，方中五味子酸温收涩，敛阴止汗，此正和“心苦缓，酸以收之”的宗旨。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软为芒硝，补为泽泻，泻为甘草、参、芪。此处之“泻”是最发人深思的，用参、芪、草来泻心乍一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这又再次证明此补泻并非为虚实而设，只是言心为火脏的特性。用芒硝、泽泻之咸以化水降火为补，而参、芪、草甘温助火，逆其性则为泻。

脾的五味补泻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苦味类：苦温燥湿、清热燥湿;甘淡味类：淡渗利湿;辛味类：解表化湿、行气化湿。

而其中辛味类实际是通过辛味的发散，达到解表行气之功，化湿实为附属之作用，即起直接祛湿功效只有两类药。但很可惜，淡、涩在内经时代尚不属五味之列，故也无法言明淡味的功效。另外，原文不言利湿而言燥湿，故当用苦药无疑，诸如苍术、白术之苦温，黄连、苦参之苦寒，俱为后世用药之典范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缓用炙甘草，补用人参，泻用黄连。缓与补均为补脾之药，因而可知脾气健运即为缓，反之脾虚产生诸如纳呆、精神不振、体削形槁等就谓之不缓，此时若更加以苦寒之药，必会损伤中阳，脾虚更甚。

肺的五味补泻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酸苦涌泄为阴”、“阴味出下窍”，故苦能降泄，食苦以降上逆之肺气。张元素在此补充的药是诃子，固然有其个人经验方面的原因，但按当今的观点看，诃子毕竟是泻肺不足而敛肺有余。换另外一例解释更为恰当，《金匮》治肺痈喘不得卧，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方中葶苈为君，为苦辛大寒之物，即宗“苦以泄之”之旨。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临床上肺气不固者固然有，但肺气闭郁，聚过于散之病更多。譬如外感之闭肺证，出现喘而胸满，面赤怫郁，无汗发热而恶寒等症状，岂不都是皮毛外闭，肺气不得宣散之征吗?太阳伤寒首方——麻黄汤，方中主药麻黄，味辛麻，故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李时珍称之为：“肺经专药，治肺病多用之”。

然而同为肺之实证，何故一用苦泄，一用辛泻?苦之如葶苈之流，借其降泄之力，专泄肺中水饮及痰火等实邪，使其从小便而出;辛之如麻黄之属，则是凭其宣散之功，达驱散表邪，开通肺郁的目的，化之为汗而解，这便是两者的区别。

肾的五味补泻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 。

水亏肾燥，后世多用甘润育阴之法，皆遵“辛能发散”而将辛药束之高阁，更不闻“辛以润之”之法。历代医家的诸多方论、药解故然也有以“辛以润肾”为论点的，但至今仍难以达成共识。以笔者之愚见，何必大费周章，仲景的肾气丸便是“辛以润肾”的明证。方中附桂二味，虽分量仅占全方的十分之一，但却在方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此二味为辛润之物，能引六味直入肾经，调补肾燥;又能驱除阴霾，生化肾气，使小便通利，气化正常。综合全方之力，实能阴阳并调，为补肾第一方。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坚用地黄，补用黄柏。其大意便了解了，所谓“坚”，即泻火存阴，火退阴足，使阴阳平衡，则肾自坚。但肾为*元阴元阳之藏所，《内经》只言其水亏火炎的一面，尚有阳虚阴盛的一面，若亦循“苦以坚之”就未免过于生搬硬套了。

五脏五味理论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药制方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