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2日，尿检发现四个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着周恩来。
1972年5月12日，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总理的身体出现可怕的信号——癌细胞。当然这是我以后听保健大夫张佐良讲述，才知道总理患病的整个过程。直到总理患病两年多住进医院，我居然还不知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
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按照惯例给总理每周检查一次大小便常规。当大夫看到化验单时，不由地心一沉——四个红血球？!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四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
医生们看见这个化验单，心里都有些紧张，虽然这四个红血球在医生眼里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是他们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侥幸，也不能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的化验。
病检报告第二天就出来了——红血球上升到八个。最要命的是发现了令人揪心的癌细胞。但在70年代，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像现在这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专家们对尿中的癌细胞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就是癌症；有的则认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变化无常，尿中发现癌细胞不一定有确定诊断的意义。最后派人去天津和上海两地，请有关专家再进一步确诊，专家们一看涂片标本都认为是癌细胞。
早期膀胱癌不容否认地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最佳治疗时期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专家们对此信心十足。治疗方案很快由专家们会诊后制定出来，并报告了中央。
说来也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身边的人，检查是什么结果？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大家希望总理不要问他们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内心深处又希望总理知道自己病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千方百计争取治疗时间。周恩来在医生的眼里，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的癌症病人，而不是他职务高低。然而，在中央的全盘棋上，周恩来是举足轻重的帅将，肩负党和国家重任，一天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总理啊!
在这里，总理和病人成了一对矛盾!
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不心急如焚，已经患病的周恩来仍然在日理万机，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医生们焦急得声泪俱下：“再不抓紧治疗，迟早尿血的……迟早会尿血的……啊!那时再治疗就……晚了。”
医生们能不哭泣不焦急吗？他们还没有给总理做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日子就这样在恐慌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里，周恩来又从容地完成了中日建交的重大工程。
尼克松走后，日本备受鼓舞，立即做出反应。打破1945年无条件投降撤出中国后的27年沉默，急切地步了美国的后尘，向打败他们的共产党中国表达了求和的意思。
既然国门已经向美国打开，为何不能向日本打开呢？
田中角荣决定9月访问中国。
周恩来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精神，经过20多年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
中日邦交正常化，凝聚了周恩来的多年辛劳和智慧。
总理和田中角荣会谈的日日夜夜里，让保健大夫们提心吊胆，因为谈笑风生的总理带着“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总理会见外宾时，医生依然坚持给总理尿检，每一次出化验报告，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见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
有时，大家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总理用痛苦铸造的命运而悲伤，也为总理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