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每个医院的院长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医院觉得难处在哪里， 我们也有一些网友想了解，作为管理医院的院长，你们是否了解现在普通患者觉得难处在哪里。

　　毛羽：现在的病人我们感到费用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因为费用在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的情况下，患者资费的比例比较高，他们通常要问治疗这个病要花多少钱，言外之意花多少钱能够治好。 来了之后，医院能够治好病，这个是医院和患者的最终目的，由于沟通问题以及一些宣传的片面性，病人到医院之后未必所有的医院都能短期内给予治疗治愈或者说缓解。在自费比例逐渐提高的情况下，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医疗结果情况下会产生一些疑问，甚至是误解。

　　第三个是服务和设施，服务来讲生冷硬顶这种情况比较多，不是服务态度的问题，而是服务流程。对于病人来说不方便，到了医院之后，从进门看病到出门，的确要花很多时间来找相关部门。这个服务没有找到，再面带微笑再和气说话，病人也是不满意的。

　　主持人：我们昨天跟媒体记者聊过，他们觉得现在总是在说药品的费用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或者医生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得到相应的价值，医生的待遇从整个社会水平来讲还是比较低的，尤其跟国外比起来。我们跟患者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听到患者对我们有一种理解或者是正确看待医疗服务的态度。

　　毛羽：多数病人来到医院以后特别是住过一段时间医院，对住院过程有一定的了解，第一个反应，你们做医生护士的真辛苦。他是耳濡目染看到的，对于待遇问题，他们未必有人清楚，但是实际感受到24小时昼夜倒班，病人的情况变化，医护人员日夜工作，医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对人的要求，不是在看病就是在看书。

　　待遇我们不敢跟美国比，不敢跟西方比，毕竟在中国。但是就中国的收入情况，医护人员所付出的劳动和所的阶层和他应得的存在差距，有些医生不安心工作，觉得付出和得到的的确差距比较多。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在80年代初工作的时候，卫生津贴是6块钱，过了25年卫生津贴涨到15块钱，这就是对于一个医生干医疗工作跟别的行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机制需要理顺的话，我想从宏观的应该给医生护士在这个阶层上一个相应的待遇就可以，我们不奢望跟美国的医生比，也不奢望跟别的国家医生比，但是得跟我们自己的情况比。

　　主持人：地坛医院是一个专科医院，跟其它医院的水平不一样，一个医生同时要负责几个患者？

　　毛羽：一个护士站比较大，有62张床的，有52张床的。一般来讲，一个医生要负责9到13张床，实际上病人都比较重，有大出血、昏迷、感染这些危险。劳动强度比较大，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门诊量比较大，主任医师一个早晨要看30几个病人，经常中午托班。这些病人的病情比较复杂，经过外地几年治疗，看30多个病人实际花出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初初诊要多。

　　主持人：住院的患者中药品的花费也是降低了很多，除了用中药面的治疗，还有哪些措施。

　　毛羽：医疗费用高度增长，一个是常规药品的升级换代，另外是新药的加入使得医疗费用药品增长比较快，像干扰素，它对于乙肝病人的转阴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很贵，使用时间比较长。这种情况下我们分析之后觉得抗病毒的药品，抗生素的药品，器官支持的药品，这三类药品是地坛医院的药品支柱。比如合理使用抗生素，阶梯式往上升级，不要一上来就使用很贵很顶尖的抗生素。第二抓好适应症，不用非得使到头上才能停止。器官支持药对于危重病人在ICU抢救，我们往往作为高度抢救，高强度抢救通常是不会特别长的时间，这些病人在各个系统的支持方面如果使用很长时间，医疗来说有救死扶伤的含义在里面，但是作为病人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健康储备是不相符的。

　　高海鹏：假设我作为一个患者去看，我嫌贵，掏不起钱，花一二百块钱，几百块钱，病人往往有想法。另外可能对医院的服务有一些想法，如果说能有关系在医院里面的话，可能七拐八拐去找熟人。什么时间我到医院去看病不需要再找熟人或者打招呼了，有可能我们的医院就改得很好了。一个费用贵的问题，一个是服务态度的问题，成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有医院的因素，管理不到位，或者对医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否认一点没有。有没有老百姓的因素？也有。中国老百姓感到到医院看病这样不舒服那样不舒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

　　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社会大背景来看，难道只是医患关系紧张吗？医患关系只是整个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过于夸大，甚至有一些媒体不明白，我们自己家的媒体，行业内的媒体还明白一点，行业外的根本不明白。我们的记者都是很年轻的20多岁的人，只是简单的感受。英国一个手术等一年两年半年是很常见的事情，现在到急诊去，恨不得20分钟解决问题，不解决就恨不得上来打你。

　　这个不是医院一方的事情，看病贵怪谁？不能说医院没有责任。你要让中国占全球人口22％的人口总量得到好的健康保障，而我们包括私人和政府的医疗支出占到全世界医疗支出的1％，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招我认为也跳不出无奈。一味把这个事情推到医院头上，好像看病贵是医院的事情，谁定价的，政府到哪儿去了，该投入的政府到哪儿去了。这时候政府让媒体出来说，医院做得不好，把这个责任推给医院。医院跟患者之间矛盾很大，你批评我，我埋怨你。在这方面政府缺位，我认为医院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我们医院在做自己的努力，现在我觉得媒体在批评医院，政府也说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十六届五中全会谈到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建议里面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里面其中一个是医疗。政府关注到这个问题，对怎么有效推进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我倒觉得是好事。如果政府把这个位补上，不做经济上的投资，而是把这个钱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老百姓也是福音。

　　程齐波：现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是价格、住院，对医院的管理，对医生不理解不信任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患者到医院来看病和买东西不完全一样，虽然进入市场，我觉得医院完全市场化确实是一个问题。首先买卖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的，信息不对称是主要问题。到我这儿看病来，作为医生来讲，作为专家来讲，全世界各个方面的信息非常清楚，作为患者即使博士生，就是教授，不是这个行当的对医疗方面的问题不明白不了解。

　　为什么找熟人找朋友，即使在很发达的国家也避免不了。信息的不对称恐怕是造成医患不和谐，造成看病难的重要因素。这些方面医院可以做些工作，比如说加强宣传，提高民众的科普知识。到我这儿来明码标价，你自己可以算帐。另外自己到门诊去，消耗多少，是不是治疗这个病的，你自己查询，尽量增加对医院的信任，减少患者的疑虑性。另外集中的病种开展大课堂。另外增加一些医务常识可以增加对医生的理解。有些方面我们也要讲，医学的发展还没有包罗万象什么都能治，医学是未知数最多的学科，它现在也是正在摸索，包括一些理论不是理论不是定理。现在是这样的，过几年之后就否定它，完全是不对的。给患者讲这些，增加对医生的理解，同时打消他的顾虑。

　　刚才几位院长讲的，在医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刚才高院长讲了，比如药品贵的问题，药品贵实际上医院没有得到更多的钱。包括高质耗材，去年军区总医院高质耗材支出是1600万，医院得到的利润是90万，如果说我医院没有钱贷款来搞这个专业的话，我还是赔钱的。钱被谁赚走了？在流通领域在中间商。价格问题不是我医院定的，是物价部门来确定的，还有药品，很多贵重药品进口药品，据说出厂价格并不贵，成本价并不贵，到市场到医院来，包括招标，通过北京市的招标，招标来的价格几十倍增长，医院高价进来，医院进价得到的利润也就是在15％左右。这笔钱医院没有得到，把价格贵、看病贵的责任放到医院身上，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道的。这是药品问题。设备方面政府确实有责任，虽然实行了大型设备的宏观控制，北京据我了解在二环以内的几家大医院光派克就有九台，国外不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政府在政策方面，另外宏观调控确实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总是把现在一些矛盾圈定集中在医院集中在医生身上，这样对我们下一步的医疗发展非常不利。我们医生现在也有很大的怨气，刚才讲了医生感到待遇并不高，并不像社会传的那样如何拿红包吃回扣。现在比以前待遇是有所提高，奖金比以前高一些，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医生的待遇并不和劳动付出和承担的风险和他付出的成正比。

　　医疗行业确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根据社会环境、情绪的变化，病情随时有变化，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个体差异不一样。医生不能在活人身上做实验，有些东西靠经验。他的风险性非常高，原来协和大学要八年，我们要七年，其它学科没有这么多年，说明人体是未知数，医学是最深奥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在国外很多是在理工院校上一两年再考医学院的预科。医生高风险、高投入，病人接触医生时间长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我说一句最实在的话，我让我女儿学医，我女儿不学，做医生太累，太辛苦，心理压力太大。

　　社会矛盾解决不了，集中在医患关系身上，把矛头对准我们医生，有些违规的应该处理，但是把社会矛盾各方面的矛盾完全归结到这一块对我们医院一方面压力太大，不利于医院今后的发展，也不利于今后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