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黑人”的复活之路 还有多远？

　　一般来说，公民只有在死亡后才会被注销户口。然而，一位还健在的九旬孤寡老人任国兰却毫不知情地被当地村社注销了，成为我市年龄最长的“黑人”。如今，任国兰的侄男侄女正在四处奔走，帮助老人恢复户籍，可是，这条看似简单的“复活之路”却如此漫长。

　　孤独老人贫寒坎坷
　　好心姨侄女伸援手
　　任国兰1919年5月生于达县河市镇。1937年，17岁的任国兰经人介绍嫁入达城吕家，居住在老达城下河街。1944年，日本飞机轰炸达县县城，为了躲避日军轰炸，任国兰随吕家搬迁到西外公社十一大队（即后来的达县地区罐头厂附近）的吕家老屋居住。1958年，随着罐头厂的兴建，当地三个生产队要选其一迁走建厂。当时用了最原始的办法来抽签决定要迁走的生产队，没想到任国兰所在生产队被抽中。于是，任国兰和丈夫又搬至八大队五队即后来的高峰洞社区五组居住。新的住址并没有合适的房屋居住，他们只好住进一户社员让出的简陋的单间里面。那几年，由于受到全国大跃进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十分艰难。1961年，任国兰的丈夫由于营养跟不上不幸去世，任国兰此后未再婚，膝下也无儿无女，开始了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孤独生活。
　　不久，任国兰所住社员家的儿子当兵回来，这个简陋的单间也不能容纳她了，任国兰只好搬进了另一个更为狭小的房间。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单间被隔成两间小屋，后面的小间住了一位孤老头，任国兰和另一位老妇人住在前面的小间里，俩人同睡一张床。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由于任国兰的出身不好遭到批斗，家里唯一的床被没收了。没有了床，任国兰一个人只好睡凉椅，一睡就是两三年。由于挣的工分少，任国兰经常吃不上油盐，家里所需油盐和日常用品，特别是萝卜、红苕、泡菜等吃的，均由大姐从城里带来。尽管如此艰辛，受传统习俗影响很深的任国兰坚持守妇道，未再婚。文革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居然把介绍人骂了一通。70年代中期莲花湖开始兴建，任国兰也加入了挑担担的队伍。一天，任国兰正往莲花湖背材料，由于体质差没背多远就昏了过去。同行的人将其拉起来后发现，任国兰的手腕断了，虽然后来任国兰的手被接好，但她再也干不了重活。
　　1979年，居住在城区的姨侄女李德坤和姨侄女婿段友芳见任国兰年老体弱，一个人生活在农村十分困难，出于同情将二姨任国兰接到会仙桥社区大东街家中生活。

　　原籍户口被注销
　　耄耋老人成“黑人”
　　任国兰被姨侄女接到城里生活后，很少回高峰洞社区，但当地一些乡邻还是隔三差五跑到李德坤家里来看她。后来，李德坤家搬迁过一次，任国兰就与很多熟人失去了联系。当时从农村往城里迁户口十分困难，加之相距不远，同属一地，也就未办理户口迁移。再说任国兰在李德坤家居住期间都未使用过户口，老人户口问题甚至很少提及。不过任国兰和李德坤等人坚信的是，老人户口一定在高峰洞社区。
　　今年5月24日下午，记者在达城黄龙寺李德坤家见到了任国兰老人。她满头白发，虽然身体偏瘦，却很精神。段友芳告诉记者，任国兰老人在屋里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床后就在窗前运动运动，摇摇手臂，拍拍大腿，吃过早饭就到滨河路转转，晚上按时睡觉，饮食上很少沾荤，喜欢吃水果。目前，老人除了听觉有点弱外，身体还算健康，看书看报也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就是这样一位健康的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一个‘活死人’？”段友芳愁着脸说。
　　任国兰和李德坤一家人怎样会突然想起老人户口呢？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在滨河路转路的任国兰和一些老人聊天时，一位老人说：“现在人死了火化是要身份证的。”这句话令一旁的任国兰老人震惊了：“这么多年了，我的户口在哪呢？还在高峰洞吗？”当晚，任国兰回到家后就向段友芳、李德坤夫妇说了此事，并让他们尽快去高峰洞社区把自己的户口找到。段友芳夫妇也着起急来，为预防不测，他们5年前就为二姨买在一块墓地，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连火化都不成，墓地还管什么用。
　　随后，段友芳、李德坤夫妇先后走访了西城派出所、西外派出所、朝阳派出所，始终没有找到任国兰的户口。“二姨明明是高峰洞的人，户口一直没迁移过，为何找不到户口呢？难道是社区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夫妇俩的心里多了一些疑虑。
　　见派出所没有老人户口信息，段友芳、李德坤夫妇只好到老人几十年前居住的高峰洞社区五组打听情况。当他们来到高峰洞社区五组时，一些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他们是任国兰的姨侄女和侄女婿，当年就是他们将年老体弱的任国兰接走的。可是，当他们到社区和小组查询时，被告知高峰洞社区五组现在没有任国兰老人的户口。后来，一位当地干部向夫妇俩透露情况称，任国兰进城居住后，当时的生产队为了少交一份提留款，就把任国兰的户口注销了。任国兰哪里想到，自己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了，竟然成了一个没户口的“黑人”。